永為激勵──淺談巴金
專題
作者：彥火
一、巴金談諾貝爾文學獎
今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是第一位獲獎的中國籍作家，相信聽到這個消息，長眠地下的巴金，肯定會格外高興！
溯自三十多年前，巴金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在答覆我的一封回信中，曾預期中國作家將會獲諾貝爾文學獎。
巴金所以談起諾貝爾文學獎，起因是中國剛開放不久，巴金應邀於1979年4月25日訪問法國18天，不僅震動了巴黎，而且被視為世界矚目的文壇大事。法國巴黎《世界報》著名記者和作家雷米（Pierre Jean Remy）報導巴金訪法時，稱巴金為“當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現年七十五歲的安詳的長者”。
當時，法國的學界就有很多人將此與197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聯係起來。其實，這個傳聞，應直溯至1977年，當時法國的漢學家已準備提名巴金為應屆的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競逐者，後聽說因考慮到中國當時的政策未必願意接受這一榮譽，所以才擱置下來。
1979年4月曾去信探詢巴金先生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意見，他在回信中說：“諾貝爾獎金的事我也不清楚，大概是謠傳或者是一些法國漢學家的願望，好像他們都為之努力。我沒有什麼意見，隻是我認為在東方，印度和日本都有人得了諾貝爾獎金，也會有中國人闖進這個‘禁區’的……”
至於作為巴金自己，假如當年獲法國漢學家提名競逐諾貝爾文學獎，其機會率如何？
巴金的小說等作品，在海內外的發行量是很大的，但有些人卻認為其藝術技巧的未臻善美，對作品的文學價值產生懷疑，這是有點吹毛求疵的。
其實文學作品的價值，除了藝術性之外，還應該包涵思想性和曆史性，法國的巴金作品研究專家明興禮博士（Dr. J. Monsteleet）曾指出：“巴金小說的價值，不隻是在現時代，而特別在將來的時候要保留著，因為他的小說是代表一個時代的轉變，這好似一部影片，在上麵有無數的中國人所表演的悲劇。”
這是明興禮在讀完巴金的整個作品後所下的結論。而這個結論，比之某些所謂中國論者要來得中肯。明興禮更進一步指出：“巴金在小說中描寫的英雄們，都有著堅強的的信念，這是好似一支二十世紀的十字軍，為了解救千千萬萬的青年脫離那封建製度的毒害，向著這充滿罪惡的舊社會發動了神聖的戰爭。在這些圖畫裏，巴金雖然不像茅盾那樣注意曆史事實的記錄，但是他另外給我們描繪了新舊二勢力間所發生的衝突。”巴金不是很早便宣稱：“我的最大的敵人”是“一切舊的傳統觀念”嗎！他的小說，便是有力的見證。
至於在毗鄰的日本，除了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江健三郎對巴金有高度評價外，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學的中裕史教授，雖然未曾與巴金有過謀麵，但他讀過巴金大部分著作，他認為：“巴金先生是一位二十世紀的時代親曆者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見證人。巴金先生在文學創作上做出巨大的貢獻。他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而寫作的《家》是讀者最熟悉的，影響最深遠的長篇小說。在晚年還完成了《隨想錄》。巴金先生也在文學研究上做出傑出的貢獻。”
俄羅斯當代漢學泰鬥阿列克謝耶夫（B. M. AлeKceeB， 1881-1951）曾經這樣向俄國讀者介紹中國文壇耆宿巴金：“巴金是現代中國作家中的一位巨匠，他的創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境外早就得到了應有的普及。”
巴金的散文很豐盈，不能說很精髓，也不是雕琢之作，卻是自然流露的，是真摰的、熱情的；因此，也是感人的。這是巴金散文的藝術特色。
巴金在《生之懺悔》和《短簡》中一再宣示：“我不是個藝術家。”“我寫文章如同在生活。”他所以情不自禁提起筆寫文章，是因為“我（按：巴金自稱）無論在什麼地方總看見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動蕩，在創造它自己的通路，通過亂山碎石中間。”
生活的召喚，使巴金鍥而不舍地運起手上的筆，而筆下的文字，多的是他的生活閱曆、真情的抒發，所以他的散文，往往情景交融，勃然生色。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巴金的散文就屬於“有境界”的一種，渾樸、感人！
巴金晚年的作品，特別是《隨想錄》等，更是直抒胸臆的剖白，受到海內外評者的嘉許。至於巴金《隨想錄》的文學價值則評價不一。
巴金在《隨想錄.合訂本新記》特別談到這點，巴金寫道：
為什麼會有人那麼深切地厭惡我的《隨想錄》？隻有在頭一次把“隨想”收集成書的時候，我才明白就因為我要人們牢牢記住“文革”。第一卷問世不久我便受到圍攻，香港七位大學生在老師的指揮下赤膊上陣，七個人一樣聲調，揮舞棍棒，殺了過來，還說我的“隨想”“文法上不通順”，又缺乏“文學技巧”。不用我苦思苦想，他們的一句話使我開了竅，他們責備我在一本小書內用了四十七處“四人幫”，原來都是為了“文革”。他們不讓建立“文革博物館”，有的人甚至不許談論“文革”，要大家都忘記在我們國土上發生過的那些事情。
巴金提到香港大學的學生、老師批判《隨想錄》，其實是當年港大黎活仁教授做的一場“秀”。
陳思和在《巴金隨想錄手稿〈跋〉》中寫道：“現代人的日子越來越好過，一些應該忘記的和不應該忘記的東西都慢慢地被遺忘，但有了《隨想錄》的存在，就像《拉貝日記》被發表一樣，有這樣的讀物被一代一代的人所閱讀，講真話的傳統被一代一代的人所繼承，鬼魅們到底會有所收斂。”
巴金是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並不重要，隻是巴金晚年彰顯不畏強權的大勇精神，相信除了魯迅，沒有一個現代中國作家可以與之倫比。金庸在巴金逝世悼念文章中指出，巴金是和魯迅、沈從文被列為他近代最佩服的人！
二、忿忿不平的巴金
去年6月下旬，香港城市大學藝廊為我舉辦了一次“現代文人書畫手劄特展”。我在整理作家手跡中，初步統計巴金給我的信劄共有十二封。最近重新翻閱作家信劄中，又發現了巴金新一封的信。
這一封信是筆者負笈美國時，在紐約大學（NYU）攻讀出版管理和雜誌學期間，巴金從上海寄給我的信，彌足珍貴。
這一封信，是年屆八十一歲的巴金，親筆用英文謄寫了我紐約的住址，並且在左上角也細心地寫了他在上海的住址，一絲不苟，捧讀這封信，不禁為之動容。
時間是1985年3月13日。當時筆者在紐約留學期間，為美洲《華僑日報》主編“讀書周刊”，曾向各方文壇友好征稿，其中相信也包括巴金先生在內。事後想起，不免孟浪。
巴金在回信中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