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of the nurses， smiling through her tears， spoke to me after it was all over. “It was magical，”she said. “None of the patient alarms went off.”
在這裏不會出現幸福的大團圓結局。那個病人的癌細胞已經轉移擴散，而且剛做完的第三次化療效果也很不理想。現在，我們發現她似乎渾身上下都是病。
剛轉到重症監護病房（ICU）的時候，她已經神誌不清了。我問了一些關於她病史的常規問題。我還問她如果她的心髒驟停，是否希望我們為她做心肺複蘇術，但她不予回答。正當我要把寫字板放到一邊的時候，她舉起一隻手，對我說：“醫生，請您盡一切努力幫我。我要參加我女兒的婚禮。”
她忍受著巨大的痛苦—她的鼻子下插著一根直接通到胃部的引流管。
“婚禮什麼時候舉行？”我問道。
“明年夏天。”
我眨了下眼睛，再眨了一次。她沒眨眼—正定定地看著我。在這一刻，我懷疑她能否挺過這次住院治療，更別提撐到八個月以後了。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好，於是我把聽診器放在她的胸膛上，然後陷入了沉默。
第二天早晨我見到了斯蒂芬妮，她的女兒。她今年24歲，八歲那年，她媽媽第一次被確診患上癌症。多年來，癌症的陰影籠罩著這個家。斯蒂芬妮總在一旁看著母親與病魔作鬥爭。
但她知道這次不一樣。為她母親做門診治療的醫生告訴她，她母親將不久於人世。斯蒂芬妮幾近崩潰，但她知道否認毫無意義。在夏日陽光下舉辦家庭婚禮的夢想一下子被擊得粉碎。
那天早上，斯蒂芬妮給她的未婚夫打電話，哭著告訴他這個噩耗。但他完全扭轉了局麵。他毫不猶豫地對斯蒂芬妮說：“我希望她也能參加我們的婚禮。”他承諾婚禮不但會盡快舉行，而且還要在重症監護病房裏舉辦。
我們的醫療團隊處理過各種各樣的緊急事件，但讓一個生命垂危的人參加婚禮並不在其中。對於如何為病人提供最佳治療方案，一個醫療團隊常常會有不同的意見，但我們從籌備婚禮開始卻沒有受到任何阻力。沒過多久，整個團隊都參與了進來。我們給法院寄了一封信，催促他們盡快辦好結婚證。牧師和豎琴演奏家也都預約好了。醫院的自助餐廳烤了一個巧克力蛋糕，護士們帶來了鮮花。隻用了幾天，一切就準備就緒。
我的工作是確保我們的病人疼痛得到緩解，同時還要避免由麻醉藥物帶來的副作用—精神錯亂。但奇跡般地，她在幾個小時裏沒有服用任何止痛藥，而且在整個婚禮過程中都保持著絕對清醒。看著病床邊的新郎新娘，她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愜意。這一天讓人感覺很不真實，仿佛世間一切都放慢了腳步。陽光透過窗戶照射進來，在輸液袋上迸發出璀璨的光芒。這是第一次，醫院裏流淌著的淚水沒有痛苦。似乎這麼多年來一直追著病人跑的癌症，也停下了腳步。
第二天早上，她的家人決定把她轉到臨終關懷醫院。沒有插管，沒有心肺複蘇術—沒有任何延長生命的醫療手段。那裏的一切都是為了讓病人活得舒服些。（然而四個月後，她依然活著。）
在今天這個講求效率的醫療世界，我們很容易就忘了治病不僅僅是治好疾病和緩解症狀。醫護人員還可以做其他一些事，采取一些有意義的幹預措施—比如幫助病人實現最終目標，或者讓病人與家人一起共享天倫之樂—雖然這些措施都不會被記錄在出院小結上，也不會轉變成屏幕上的信息。
作為一名醫生，我一向不喜歡“奇跡”這個詞。我更願意稱之為“醫療異常值”。然而那天的婚禮的確像是一個奇跡。醫生經常分擔病人的苦痛，卻甚少分享他們的快樂。雖然我們還沒發現治愈癌症的方法，但我們已經得到了一種強有力的東西—讓我們的病人從疾病的痛苦中解脫出來，哪怕隻是片刻。
婚禮結束後，其中一位護士笑中帶淚地對我說：“這真是太神奇了，（婚禮期間）沒有任何一個病人的呼叫器被按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