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家庭教育
品味生活
作者：董叢林
曾國藩夫婦有過8個兒女：長子紀第生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隔年夭折。道光十九年第二個兒子紀澤出生。接下來一連4個女兒：長女紀靜道光二十一年生、隔年生二女紀耀，道光二十四、二十六年三女紀琛、四女紀純出生。再接下來，道光二十八年兒子紀鴻出生。最後是小女紀芬，於鹹豐二年降生。
曾國藩對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視，也十分嚴格。當然，對女兒盡管也同樣關愛備至，一往情深，但受時代條件限定，他學業上的督教偏重在兒子；德行方麵，除了男女的“通則”之外，“三從四德”則是對女輩的加碼專教。
先說他對兒子學業的督教吧。用功、有恒、勤奮等學習精神方麵的教育自是必有的，不需多說。隻就其對學習方法、路徑要領等“技法”方麵的指點而言，內容也是頗為豐富的。
曾國藩向兒子推薦的習讀重點範圍，除“四書五經”之類的經典之外，還有《史記》、《漢書》、《莊子》、韓愈之文，以及《文選》、《通典》、《說文》、《孫武子》、《方輿紀要》等，又有本朝姚鼐所輯的《古文辭類纂》和自己所輯《十八家詩抄》。他還選擇所謂古今“聖哲”三十餘人，讓正當弱冠之年、在寫字繪畫上已有所成就的兒子紀澤繪其遺像，自己則配以題為《聖哲畫像記》的文字，這可視為一篇治學綱要。
曾國藩在對兒輩書學、書法的指導上也頗為用力並見效，譬如紀澤的字就形成風格，算得上書家，這與乃父經常不懈地指教分不開。即使異地相隔，曾國藩也常常寫信不厭其煩地教示。
對兒輩學業上的施教，曾國藩雖然也希望對其走通科舉的路子有所幫助，但又絕不膠著於此，不以此為唯一指歸，更主要的是要他們有真才實學。並且，施教中注意給他們發揮愛好和特長的空間。
在對兒輩的德行教育上，曾國藩也是非常用心的，始終以儒家傳統的倫理規訓來施教。不過，曾國藩能有的放矢，因人、因事、因境而異地靈活說教。譬如，他在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十四日給兩子信中說：“餘近年默省之，‘勤、儉、剛、明、忠、恕、謙、渾’八德，曾為澤兒言之，亦宜轉告鴻兒。就中能體會一二字，便有日進之象。澤兒天資聰穎，但嫌過於玲瓏剔透，宜從渾字上用些工夫。鴻兒則從勤字上用些工夫，用工不可拘苦，須探討些趣味出來。”這“八德”中，就“渾”一項不好從字麵上見知含義，而從信中對紀澤的說法上，可揣摩出是與“過於玲瓏剔透”相對的“渾厚”。從對紀鴻的要求，則可知其日常做事欠“勤”，有疏懶的毛病。對其二人顯然是有針對性地指出缺點，督導改正。
值得特別說明，所謂“八德”中的“勤”與“儉”，是密切相連的，並且是曾國藩家教中最為常規的事項，不但對男輩，而且對女輩來說更有特殊的要求。眷屬隨居南京兩江總督官署期間，他為女眷們特立“功課表”，對其“做小菜點心酒漿”之類的“食事”，“紡花或績麻”之類的“衣事”，“做針黹刺繡”之類的“細工”，“做男鞋女鞋或縫衣”之類的“粗工”，都有定時定量的規定，單末特置以“家勤則興，人勤則健，能勤能儉，永不貧賤”的訓誡之語。對女兒們的嫁妝，有“不超過二百金”的定規。這二百金對於窮黎之家不啻“天文數字”，但對於“侯門”之家又不能不算節儉。
曾國藩還在一些特別關頭進行“遺囑”式的施教。譬如，在他前往辦理“天津教案”恐有不測之際，給兒子寫下的長信中，特別教示“要以不忮不求為重”。解釋說，“忮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要兒輩“欲心底幹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當他去職直隸回任兩江總督後，病身加惡劣的心境，預料自己將不久於人世，給兒子又留下一通遺囑性家信，教以四條：“一曰慎獨則心安”，“二曰主敬則身強”，“三曰求仁則人悅”，“四曰習勞則神欽”。這不啻他多年修身理論和實際經驗的提煉和總結。
（摘自安徽文藝出版社《曾國藩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