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佩金說：“有時人的生死不是你個人能左右的。”
“是，他媽的。關鍵是我死的屈啊！如果有來生，我不當帝王，也得成富豪，省著任人宰割。人哪，想活的有質量必須得有控製和掌握事物的權力。否則，你的生存都保證不了。還談什麼質量，像現在這個人生角色，活的多可憐。”
“是啊，做人就得做人上人。”朱佩金說。
“其實，人活著一生當中能不能成事兒，能成多大的事兒，與後天環境也有關。就拿我來說吧：生活在郊區菜社，小的時候看到最多的都是有人連初中沒畢業，就參加生產隊勞動了，掙工分，養家糊口。家裏父母、鄰裏大人嘮嗑兒都離不開這些話題。所以，把我的思緒，眼界都鎖定在這塊小天地裏。當大了，才知道原來世界這麼地大，而且先輩生養我們的地方，我們這群人，在地球上，都是那樣的貧苦、低微。隻有通過求學去走出這個圈子。而且那個年代如果人有份工作就不錯了。所以，農民是泥飯碗，工人是鐵飯碗，人們的想法就想當工人，“吃皇糧。”這就是當時大部分人奮鬥目標。這還是我17、18歲才認識到的，想變成城鎮戶口。通過求學這條路，我已經失去了。包括在體校打球來走一條捷徑相繼失敗。後來沈陽軍區體工隊破格招我入伍，是父母不同意我去。無奈之下，又通過找對象來把戶口帶出去。然後再解決工作問題。結果風風火火闖了四、五年，弄到這種地方。”
朱佩金說：“這都是命運啊。”
我說：“所以說人生的起點，也就是定位和設立的目標往往有很大的關係。當農民的想跳出地攏溝成為工人。假如說，我的父親是位將軍，他的人際關係會鎖定在這個層次，那麼我的目標，可能也會是將軍或比父輩還強一層；如果我出生在侯寶林、郭啟如、馬三立的家庭，我可能也會在藝術界有所表現；如果說，我的父親是在政界發展，那對我的影響也會不小。”
朱佩金說：“你的想法很有道理，這就是熏陶吧！”
“你像我和圖強林業局局長莊學義接觸幾個月，耳濡目染，我懂得了很多。如果我要是一步步鍛煉上去，也一定很出色。正像我在體校訓練期間，經常看古書，曆史了解多了，難免會產生帝王之心，嗨!就是做平民難啊！”
朱佩金說：“其實，說一千道一萬，環境可以改變人。”
“哎，兄弟，你有初戀嗎？”朱佩金突然話鋒一轉，閑聊了一句個人情感方麵的事兒。
“有。”我說。
“是你的同學嗎？”他問。
我說：“不是。因為我不敢想。我讀中學的時候，稍有點感觸我認為不錯的，都處對象了。，而上小學時，又太小不懂情愛。”
“那大了怎麼不追呢？”朱佩金說。
我說：“這是生存條件所促成的矛盾，也是當時這個時代所促成的矛盾。我們從小到大的女生優秀的很多，可以說是兩小無猜。問題是考上學的畢業都有一份工作，我去追人家，首先人家父母就通不過。子女升學目的就是跳出農村，找份好工作。將來找個理想的家庭，我的身份還在郊區徘徊，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沒考上學的女生也有，可又不能找。因為我想跳出農村再帶上一個，恐怕把自己的路都給堵死了。”
朱佩金說：“你喜歡什麼樣的老婆？”
“當然是那種賢妻良母類型的，即賢惠又體貼，溫柔的那種。漂不漂亮並不重要。容顏亦失。隻要她能用心和你快快樂樂過一生就可以。這些年回過頭來，仔細想一想有一個女孩，給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經常想起她。其實隻是一麵之緣。記得十三、四歲那年，我在副食品商店排除買腐乳，當時腐乳塊大，二角錢一塊，如果六角錢能給四塊。我拿著四角錢準備買二塊，突然我右後側衣角被人拽了一下，回頭一看。一位年齡相仿，長的很漂亮的一個小姑娘在看著我笑，見我回頭，她甜甜地說：“大哥，和你商量點事唄。”
我說：“什麼事兒啊？”
她說：“你是不是買兩塊腐乳？”我點點頭。
“我這有兩角錢，咱倆一起買六角錢能買四塊，你看可以嗎？哥！”她說。
我說：“可以。”她見我同意，便給了我兩角錢。四塊腐乳，我讓服務員分兩份。可以看出來，我腐乳給她時，她很高興。我出來取自行車準備回家時，她讓我等她一會兒。不大一會兒她從百貨商店出來，送給我一塊8分錢的橡皮。她說買了兩塊倆人一人一塊。原來她也想買兩塊腐乳，但是這個女孩把消費價值計算到了極限。我騎著自行車往回走的時候，有些後悔，忘記問她是那個學校的，叫什麼名字了？”許多年之後，我還經常想起她，要是成年後我真能遇上她，非追她給我當老婆不可。
一個人在死亡的邊緣上，沒人陪你嘮嗑兒時，挺難熬。有人陪著嘮嗑兒吧，覺得時間過的挺快。但一個人靜下來的時候，更會胡思亂想。攪得直鬧心。有的時候自己用拳頭打牆或用頭撞牆。真是生不如死的感覺。崔振東法官和律師都點撥我要善始善終，別出現過激行為。否則，多少次，我真想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