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錢玄同的『晚節』
人物·真名士自風流
作者：袁一丹
一、 周作人第二？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在選擇蟄居北平的文人學者中，錢玄同並不那麼引人注目。與他的老朋友周作人相比，錢氏雖也有留日背景，但始終沒有成為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直至一九三九年初，其因突發腦溢血去世。關於北平淪陷時期錢玄同的表現，即所謂“晚節”問題，一直沒有太多爭議。因為錢氏去世不久，同年七月國民政府便發布褒揚令，表彰其學行：
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教授錢玄同，品行高潔，學識湛深。抗戰軍興，適以宿病不良於行，未即離平。曆時既久，環境益堅，仍能潛修國學，永保清操。卒因蟄居抑鬱，切齒仇讎，病體日頹，齎誌長逝。溯其生平致力教育事業，曆二十餘載，所為文字，見重一時，不僅貽惠士林，實亦有功黨國，應予明令褒揚，以彰幽潛，而昭激勸。
這一褒揚令帶有蓋棺論定的性質，再加之抗戰勝利後，錢玄同的門生故友如魏建功、徐炳昶等人在回憶文章中提供的種種細節，似足以證明錢玄同之“晚節”不成問題。
然而一九九八年 《魯迅研究月刊》上登載了謝村人的一篇文章，題為 《“書齋生活及其危險”》，從錢玄同的一封佚信談起，認為從“五四”到三十年代，錢氏由新文化陣營中的一位“猛士”，蛻變為固守書齋的“隱士”，北平淪陷後，甚至倒退到“貳臣”的懸崖邊上，要不是死神向他伸出“援手”，極可能有墮入深淵的危險。謝氏文末再次強調錢玄同“死得其時”——“雖然已被汙水弄髒了鞋襪，但未遭滅頂之災；否則在日寇的威脅利誘之下，未必不會成為第二個周作人！”
謝村人這篇“判決書似的文字”立即引發爭議，《魯迅研究月刊》上隨後登出兩篇與之“商榷”的文章，大段征引徐炳昶、魏建功等人的回憶文章及國民政府的褒揚令，捍衛錢玄同之“晚節”。但這兩篇商榷文章，並未直接回應謝村人指出的一個“汙點”：據 《周作人年譜》，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錢玄同接受“親日分子”何克之的邀請，出席了有“日本右翼分子”山崎宇佐和文化漢奸參加的宴會。這次“灰色”的宴會，是謝村人斷定錢玄同有可能淪為“周作人第二”的唯一證據。不對這一宴會的性質加以考察，盡管有官方的褒揚令做護符，僅憑親友的回憶，也難以完全洗清錢玄同的“汙名”。要弄清此次宴會的性質及出席者的身份，不能僅針對事件本身，尚需大致了解北平淪陷後錢玄同的日常生活。
二、 一次宴會的背後
關於這次“灰色”的宴會，謝村人依據的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周作人日記所載：“午往玉華台，赴中國大學校長何其鞏之招宴，同座有山崎宇佐、羅文仲、孫蜀丞、方宗鼇、夏明家、錢玄同、沈兼士。”為支持自己的論斷，謝氏對這條日記略做改編，先給招集者何其鞏貼上“親日分子”的標簽，又在“山崎宇佐”這個日本名字前冠以“右翼分子”的頭銜，其餘赴宴者則一律歸為“文化漢奸”。這種貼標簽的辦法似乎太隨意了，謝村人並未逐一考察出席者的真實身份，便急於為此次宴會定性。
問題在於謝村人依據的其實是 《周作人年譜》 之轉述，而非日記原文。山崎宇佐的身份背景雖尚待查明，但極有可能是兩個人！周作人日記中涉及日本人的，如是相交甚淺或不甚知名者，往往用姓氏表述，而“山崎”、“宇佐”都是日本較常見的姓 （日記原文無標點，“宇”字是補寫的）。並且《年譜》 轉述此事時，隻列出赴宴者的名單，竟略去了日記原文中極緊要的半行字：“略談及孔德華北訟事。”這句話實已點出何其鞏招集此次宴會的緣由，容後詳考。
事實上，時任中國大學校長的何其鞏在政軍兩界有著極複雜的社會關係，淪陷時期其在北平文教界扮演的角色，絕非“親日分子”這一標簽所能概括。在招集此次宴會前不久，何其鞏曾以“前華北大學校長”的身份，應邀出席了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社組織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而周作人正是因為在這個座談會上露麵，遂被判定為“文化漢奸”，收到武漢文化界發出的驅逐令及十八位作家聯名簽署的公開信。
需要追問的是，在被占領的非常事態下，出席日方組織的文化活動或有日本人在場的宴會，對周作人、何其鞏等人而言，是否意在表明某種“合作”的政治姿態，或者說是否構成某種心理障礙？其實就在出席所謂“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的前一天，據周作人日記所載，其“應山室之招”，同座有錢稻孫、蘇民生、洪炎秋、新見、西川、佐藤、木村、富田、菊池等共十人。又如同年七月七日下午周氏往北京飯店，應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之招，“來者尚有山崎、村上共四人”。由此可見事變後，周作人並未杜門用晦，斷絕與日本文化人的往來。相較之下，在錢玄同日記中，北平淪陷後出席有日本人在座的宴會，僅此一例。
除了考察赴宴者的身份背景，更重要的是何其鞏以什麼名義，或借什麼由頭招集三月二十九日這次宴會。無巧不巧的是，錢玄同日記隻記到三月二十八日，此後有近一個月沒有寫日記。這種間斷在他的日記中很常見，或是因為身體不適，或就是因為一個“懶”字，不能持之以恒。但淪陷時期錢玄同日記中的空白，比事變前又多了一層闡釋空間。如“七七事變”後，從七月十九日到八月末，他有四十來天沒有記日記。直至九月一日續寫時，錢玄同聲稱：“這四十日之中，應與《春秋》 桓四、桓七不書秋冬同例也 （以後也還如此）。”所謂“《春秋》 桓四、桓七不書秋冬”有何寓意？按宋儒的說法：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隻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下，伊川先生語）
故“不書秋冬”乃春秋筆法。錢玄同日記中的這段空白，非一般意義上的間斷，實有意為之。從七月十九日到八月末，正值北平“籠城”前後，其間有兩個關鍵的時間點：七月二十九日駐守北平的二十九軍撤退，八月八日日軍進駐北平。錢氏日記的此次間斷，是以春秋筆法 ——“不書”，“言其無天理也”。
問題在於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錢玄同赴宴當天及其後一個月沒寫日記，是有意識地“不書”，還是單純“未記”？錢氏對此未做交代，故隻能從此前此後的日記中尋找與這次宴會相關的線索。有研究者從三月二十三日的錢玄同日記中發現似與此次宴會相關的信息：當天周作人與錢玄同商量“同訪何其鞏，為孔德事也，在何家見”（邱巍：《境遇中的民族主義——從錢玄同的晚節說起》）。遂斷言三月二十九日的宴會應當正是“在何家見”的最終結果。這一發現雖利用了一手材料，但斷句有誤，當日周、錢二人已拜訪何其鞏，並“在何家見姚惜抱致陳碩士信手跡”。故三月二十九日何其鞏招宴，確與孔德事相關，但並非“在何家見”的最終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