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選刊》杯首屆全國雜文大賽參賽作品選登
作者：向繼東
有研究者認為，魯迅成就最大的是其晚年雜文（此言確否暫且不論）。魯迅之子周海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中說：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羅稷南先生向毛提出一個假設問題：“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對此，毛十分認真地回答說：“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裏還要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羅稷南等先生當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此書出版後，馬上引發爭議，懷疑毛會說出這樣的話。後來黃宗英發表《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的文章，說她和趙丹都參加了那次見麵，證明毛確實說過那樣的話。毛澤東在延安時，評價魯迅連用了五個“最”，後來為何這樣說呢？此一時，彼一時也。這也說明，無論什麼時代，雜文大都不是主流所需要的。
廟堂需要頌詞，而雜文是匕首投槍，因而難免遇到言說的困境。我是一個雜文編輯，就常常遭遇“好文章隻能獨享”的尷尬。有人說，“領導的眼睛總是雪亮的”。的確如此，自己常有送上去的文章被領導審了下來。尤其是自己給長江文藝社編“中國雜文精選”，每年都要我多編三四十篇，然後讓他們領導把關。有時，某篇特喜歡的好文章被審掉，我也會爭取一下，說：“那都是公開報刊發表的呀。”他們說：“一篇一篇的發沒問題，合在一起就有問題了。”由此，使我想到龔育之說王蒙《不成樣子的懷念》一書的出版經過：“王蒙書稿涉及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如胡喬木、胡繩等，出版社說要送審。王蒙對責編說：‘書裏文章都是發表過的。’責編說：‘也要送審，單獨一篇可以，集到一起就不行了。’王蒙有一篇紀念周揚的文章：《悲情的思想者》，責編說這標題要改，‘悲情’很敏感。王蒙問有什麼敏感，年輕的責編又說不出所以然。王蒙說，‘悲情’就是悲壯的情懷，這下才把責編說通了。”（向繼東文《另一個龔育之》2009年第12期《社會科學論壇》）我沒有王蒙的地位和口才，當然隻能“委屈求全”了。
我曾經主張過“告別雜文時代”——其實，這個時代到來的前提是：心靈及言說是自由的，是謂“我手寫我心”，真正“暢所欲言”。然而經驗告訴我，“路漫漫其修遠兮”！得感謝《雜文選刊》的主事者們，在這種語境下，居然發起全國數十家有影響的報刊，聯袂開展此次“雜文大賽”。從本人供職的媒體來稿看，應征者之踴躍，令人感佩。
劉洪波先生曾說：雜文是勇敢者的寫作。的確，如張鳴先生的雜文，點擊社會萬象，犀利如手術刀。尤其是張先生身處高校，耳聞目睹，直陳高校問題。以前發過他的《大學裏的馬屁風》，這裏選了他的《大學裏的紅黃牌》。中國的大學，是問題成堆的地方。身在體製裏，發現的都是真問題。要是沒有鐵肩擔當，顧三慮四，肯定是不敢書以成文的。
徐強是位年輕的老雜文家了。我喜歡他的文字，往往不用編輯，拿來就可發稿。他的《公民與國家》，原標題叫《公民是國家最大的股東》。其立論精準，借用蔡元培的一篇文章，闡明了“公民與國家”的關係，言簡意賅。國家是個“股份公司”，而每個公民就是“股東”。可是作為大多數的公民，“被排除在股東之外，失去了參股的資格，隻有權勢，才是這個公司的股東”。官員以權力參股，商人以金錢參股，公民的利益如何保障？雜文家能發現問題，但雜文家不能解決問題，就如哥德巴赫發現“猜想”，卻不能求證“猜想”一樣，解決問題自然是政治家和社會學家的事。
還要附帶說一句，凡發表的作品不一定就是最好的（這是常識了），但一定是上乘的。“《雜文選刊》杯首屆全國雜文大賽”消息發出後，軍旅雜文家許家祥先生連續發來幾篇征文，我本想多編發，但因為大家知道的原因而未能通過。他的《拜錯了菩薩怪誰？》點破了一個道理：“位子”上不管是誰，金菩薩、銅菩薩、泥菩薩、草菩薩……誰坐都一樣，總會有人跪拜。實話實說，許先生未能見報的征文更棒，隻是由我獨享了……
末了，想起魯迅研究專家朱正先生話：“魯迅是真學不得的。”好在大家還在學——這就夠了。
（作者係《湘聲報》資深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