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謀”一詞原指“隨機應變的計謀”。其含義本無美醜之分，隻是後來人們更習慣把一些使用陰謀手段的事情加到它們頭上，形成了“權謀”，就是陰謀的俗成概念。
老子說：“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意思說，人間的權謀愈多，為政者勾心鬥角，國家就愈陷於混亂；在上位者技巧太多，人民起而效尤的結果，智偽叢生，邪惡的事層出不窮。
毛澤東曾說：“兵書多壞事，少讀為佳，略讀可以，多則無益有害。”
張居正作為首輔，銳意改革，力挽狂瀾，在曆史上的影響、地位和成就與商鞅、王安石差可比肩，甚至並駕齊驅。
作為一個改革家，張居正具有政治家的遠見卓識、改革家舍我其誰的氣概和百折不回的精神。尤為難得的是他具備傑出的行政才能以及堅強的毅力，終於使得已經空談了幾百年的興利除弊的改革成為事實。但是，身處封建王朝，要想推動改革就必須具有絕對的權力，在通往權力的道路上的載體往往就是權謀。張居正也是如此，曆史給了他使用權謀的機會。
隆慶六年（1572），明穆宗朱載垕做了6年皇帝病故，隻活了36歲，太子即位。遺詔命高拱、張居正、高儀共同輔佐10歲的皇帝。遺詔中曰：“東宮幼小，朕今付卿等三臣，同司禮監協心輔佐。”司禮監的首領是老皇帝的紅人、掌印太監馮保。高拱為首輔，躊躇滿誌，要有一番作為，而高儀年邁多病，張居正資曆尚淺，能與之爭權的隻有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高拱想聯手張居正扳倒馮保後，再回頭收拾張居正。不想張居正陽奉陰違，棋先一招，一麵答應高拱共同對付馮保，一麵卻暗中勾結馮保先下手為強。
《明史紀事本末》就此事做了詳細記載：萬曆元年正月十九，小皇帝一早出乾清宮，發現一無須男子，裝扮成宦官，袖中藏有佩刀，遑遑走過。皇帝身邊的侍從立即將其拿下，交由馮保審問。那男子回答名叫王大臣，是從總兵戚繼光那裏來。馮保知道，戚繼光是張居正十分倚重的著名將領，便立即將這個消息密報給張居正。張居正對著馮保的耳朵說：“戚繼光現在手握重兵，千萬別將他牽扯進來，倒是可以借機除掉高拱。”
於是，馮保派出自己的心腹陳洪，扮作犯人模樣，入獄接近王大臣，令他誣陷高拱，說是受高拱指使而來。並說，如果他能配合，不止可以免罪，還會讓他做官，賞他重金。張居正也按這個口徑上書皇帝，並指使吏部尚書楊博做成此案。楊博拒絕了，說：“高拱那個人雖然跋扈，但天日在上，他怎麼會幹這種事？”此事立即在朝野掀起軒然大波，大臣們紛紛上書，力保高拱，指斥張居正，甚至警告說：“你難道就不怕惡名汙青史嗎？”張居正四麵受敵。
當馮保公開審理此案時，麵對大堂上擺放的各種刑具，王大臣精神崩潰了，高呼道：“你們答應給我富貴，怎麼倒要對我用刑了？”事情的真相徹底暴露，張居正和馮保騎虎難下，竟用生漆水殘忍地弄啞了王大臣，草草了結了此案。如果這次栽贓陷害成功，高拱將遭滅門大禍，其門生、部屬受到牽連的無辜將成百上千！
張居正在因循守舊、積重難返的社會和政治背景下，以“時政苛猛”推進改革，人們還是能夠理解，對他的驕橫、專斷、褊狹，喜奢華，也可以諒解，甚至對他因重用阿諛奉承之人，而加速新政的滅亡也是充滿了同情和惋惜。但是，張居正對已經遠離政治的舊日同僚，竟然下滅九族的殘忍之手，卻無法給予寬容，這絕非品德厚重者所為。張居正陰謀敗露以後，更使反對改革者同仇敵愾，也使自己陣營的同誌心懷畏懼，離心離德，更在自己的品格上打上了恥辱的烙印。
萬曆十年六月（1582年），張居正病逝，人亡政息的悲劇再次上演。同年十二月，在他自己選定的接班人領頭倒戈下，反對派開始瘋狂地進行反攻倒算。他們撤銷了張居正死後特加的官爵和封號，進而滿門查抄，張居正的長子被逼自殺，家屬被監禁，十多個親屬在饑餓中淒慘地死去。凡被認為與張居正結黨的官員，統統被削職。至於他傾注一腔心血的新政，更是付諸東流。正如《野獲編》上所述：“身後一敗塗地。”
在中國曆史上，張居正是個極其特殊的人物，他謀權、固權是為了推行改革，而又因過分依賴權謀而使眾叛親離，最後連承載著無數心血與鮮血的改革成果也人亡政息，付之東流。
曾國藩的心得是：口腹不節，致疾之因；念虛不正，殺身之本。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
“權謀”一詞原指“隨機應變的計謀”。其含義本無美醜之分，甚至有一些正麵的意義，如田忌賽馬、傳統京劇中的《甘露寺》都表現的是一種隨機應變的計謀。隻是後來人們更習慣把一些使用陰謀手段的事情加到它們頭上，形成了“權謀”，就是陰謀的俗成概念。應該指出，在企業管理競爭中，凡是使用不光明正大的權謀手段就是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