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關係則是一種雙方為著共同目的，秉持互惠原則，公開討教的關係，如師生關係。而契約關係則是隨時可以終止，權力不均衡的一種關係。在這所有的關係裏，公有關係最神聖崇高，尤其單方麵付出的公有關係，完全是社會責任的體現。洪氏把這些關係依其利己或利他程度的不同，放在連續帶上，如下：
洪氏的立意甚佳，隻是硬要把關係細分成這許多種，在學理上或有可能，在實際執行上，則有困難，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受訪者無法回答屬於哪一種關係的原因。尤其在分析時，如何透過受訪者回答的內容，把該公司的關係分類、歸類，也會有一定程度的困難。筆者相信，任何一個企業，都不是先想好要和群眾建立哪一種關係，再刻意去實行那種關係的，尤其如果同時有幾種關係並存，情形將更為複雜。有時關係在一開始可能是利用的，但到了後來，又可能會變成是義務的，實在不好辨別。
第3節 語藝／批判學派怎麼看公關
20世紀80年代，一批語藝的學者注意到公共關係這個範疇，而一批公共關係的學者，也開始試著從語藝與批判的角度來看公共關係，從此公共關係的研究領域，產生了一個新的流派，也更確立公關是一門跨學科的社會科學。由於語藝學者沒有什麼傳統的包袱，所以可以從不同的史觀看公共關係，因此從語藝看公關，總以批判時候為多，不僅有別於公關學界強大的管理史觀，並且另立山頭，來勢洶洶，頗有一較長短的味道。本來以語藝／批判最早發展的年代來看，此一理論，似乎應該歸在上一個十年較為合適，但是由於它與管理史觀迥異，以及未來發展潛力十足，因此特地把它放到第三個十年。為什麼說它未來發展潛力強大？因為在這個後現代理論盛行的解構、顛覆的年代，批判有成為主流的趨勢，而語藝典範所強調的意義，也大有可以討論的空間，並且質化研究，也有越來越盛的傾向，而這兩點語藝／批判研究都具備，且公共關係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暴紅以來，越來越有走偏鋒的跡象，如置人性行銷的泛濫，足以壞了一鍋粥，而公共關係從20世紀90年代的極盛時期發展至今，頗有不少地方可資批評，所以作者看好語藝／批判學派的後勢發展，特將之置於此節。
在20世紀公關剛興起時，公關大師Bernays就曾說過早在埃及、巴比倫、亞述人的時代，晚至希臘羅馬時代，就有語藝，而公關也就和政令宣傳掛了鉤，亞裏士多德曾盛讚希臘的公民意識和語藝間的關聯，他對語藝的定義是：“在每一個可能的時候傾全力說服的能力”。而Bernays卻視亞裏士多德為公共關係的先行者，把語藝、公關和政治合而為一（ElwoOd，1993：5）。亞裏士多德相信言說（dis—Course）的目的（ends）在為社會好，在趨吉避凶，並且所謂的“目的”是在過程中逐漸成形的，而非先有定論，這就使得語藝加上了對等的色彩。
語藝大師Kenneth Burke在很早的時候，就促使大眾重視語言與文字，及其在生活事件中的意義。自古希臘時候開始，溝通就意味著雙向，而從語藝的觀點來看，言說本來就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參與的每一方發言權都均等。亞裏士多德認為語藝是個人行為，所以語藝向來隻被視為公開演講與雄辯的藝術，但Heath認為隨著科技的進步，語藝可以衍生到所有的溝通行為上，例如在中世紀，寫作就被視為語藝的一環，而近代，語藝更適用於各媒體及團體。如果社會上的人（或組織），都把自己的想法清晰說出，並輔以佐證給大眾檢驗，社會將因而更美好（Hteath，1986，1992，1993）。
Heath（1993：141）是把語藝引介到公共關係學界最力的學者，他曾說過“意義是公共關係最重要的東西”，從語藝的角度來看公關，提供了觀察字句與符號（symbols）強大影響力的絕佳機會，因為“公關不光是溝通，而係傳播某個概念”，僅此點，就使得語藝學派有成為公關相關研究典範的潛力。透過語藝與對話，可以強化利益關係人，或組織對詮釋框架的敏感度與使用，也使得思想或意義更為凸顯，人們將更了解社會真實，更能做判斷，也更能約束不法行為。語藝是一種意見（opinion）的對話，正反意見與真正的意義，在辯證（dialectic）的過程中達到談判與妥協。“在正陳述與反陳述裏，人們測試彼此的觀點、真相，以及與產品、服務和公共政策相關的選擇。”但是語藝也可以被用來撒謊或迷惑，也可以為貪婪的企業或專製的政府所禦用（Brumtnett，1995）。Heath承認語藝可以為好人服務，也可以被有心人士操控，但他強調語藝觀點有別於係統論，從不曾假設人們使用語藝詮釋資料是基於善意的，因為語藝明白“在創造意義的過程中，鼓吹是必需的，選擇是可爭議的”，而所謂對等，不過是“不同的思想與觀點在大眾麵前強度的均等”。對語藝而言，對等的精義在思想的對話，而非資訊的交換（Heath，2001：31—32）。從這裏可以嗅出語藝所含的批判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