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論者眼中，公共關係向來和主宰勢力站在一起，如政治、經濟勢力，而公關的目的，不外保護那些勢力的權力基礎，為此不惜操弄形象、處理危機，發揮政治影響力，積攢財物。不管使用什麼手段，目的都差不多。批判論者了解資本主義既得利益強大的動機，因此要以批判的理論和觀點，把這些曝露出來，讓人明白企業所說的話都含有什麼意思，有什麼企圖。明乎此則個體較能評估自己該怎麼麵對所處的環境與位置。批判論者認為從長遠的立場來看，“我們必須對公共對話的發展盡責，我們必須參與自我的解放”（German，1995：294）。
Geolge（；heney也是語藝學者中批判火力強大的一位。他引用Lapham（1986：85）的話：“大部分的美國人無法信任不屬於任何團體的個人，而寧可相信一個建置（institution），如品牌、企業或銀行”，可見個人的渺小。前麵提到，法人源於中世紀，是個人麵對教會與政府的自救之道，但法人在今天，卻強大到反噬個人，成為新的龐大怪獸，而人類不管在理論或實務，都還沒有學會如何對待法人組織。
譬如當語藝、言說者、訊息之類的概念被套在組織（如企業、政府、宗教團體、遊說團體、醫院、大學、人民團體等均屬之）的架構下時，人們就分不清它的用意與目的，更不知該如何和集體言說者（collective speaker，指企業組織）對話。對語藝／批判的學者而言，這一類發言的來源、意圖、歸咎、責任、受眾，及其某種程度的個人（personalness）風貌，到底有什麼企圖，很需要搞清楚。什麼叫艾克森石油公司說，誰是艾克森石油公司，那隻是個抽象的個人，是個法人，而非自然人。在社會高度組織化的今天，這一類課題尤為重要，因為組織的控製與影響，常常是在不經意或不明顯、消息來源不明的狀況下進行的（Cheney＆Vibbert，1987；Cheney＆Dionisopotllos，1989；Cheneyr，1992）。
Cheney強調如果不從批判、光從語藝的出發點來看企業傳播，將有所不足。語藝在20世紀早期從英語係獨立出來的原因，就是要檢視公共講演的訊息與影響。但語藝一直隻重視公開演講，尤其政治領袖的滔滔雄辯，後來印刷普及，才稍將注意力移轉到文字上，直到20世紀60年代Black（1965）《語藝批判》（Rhetorical Criticism）一書問世，情況才有所改善。Black亟言語藝應帶著批判的色彩才有意義。隨後Tompkins＆Griffin等人也都呼籲語藝學者要參與研究社會運動，從小說、戲劇或影片擷取素材。但光這樣還不夠，因為還沒有對組織言說或社會本身做研究。20世紀80年代以後，受到後結構主義以及Burke的批判論述等影響，語藝／批判學開始分析組織、機構，與社會結構。
Pavlik（1987：123—124）在公關研究的書中寫道，批判研究相對不足，是公關研究一大遺憾，廣告研究亦複如此，原因是批判學者多為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歐陸學者，美國這樣的學者少之又少。美國研究公關或廣告重視的是應用（applied），而非批判。Vincent Norris是少數研究廣告，卻沒有廣告實務經驗的美國學者，他認為商業廣告對美國社會價值沒有任何益處，有待批判。Pavlik曾問Norris其論點是否適用公共關係，答案是：“更加如此”。為什麼？“因為至少廣告一切公開，不像公關，人們見到廣告時，至少知道那是廣告，並且有數據可查。”而公關，誰曉得它真正的麵目是什麼，目的在哪裏，企業又花了多少錢在做什麼。所以Pavlik呼籲公關要有批判研究，以便凸顯公關是否隻服務了企業，對社會有什麼建樹與正麵效益，公關運作又都在做些什麼？
20世紀80年代語藝學者廣泛研究公司、勞工、政府、宗教的言說，Heath（1980）呼籲語藝學者要注意大企業的說服文宣，許多語藝學者於是開始研究企業公關的言說，再加上文化批判的影響，語藝／批判一派，遂在恰當的時間，適時地補上公關批判研究的不足，而且這個趨勢方興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