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曆史學家Pimlott（1951：9，33—235）眼中，公共關係的崛起，不是大眾傳媒發達的自然反應，而是民主理念成熟的副產品。雖然年代稍早，但Pimlott的看法與後現代不謀而合，不認為任何事情的起伏是某一單一因素所能引致。Pimlott認為公關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那樣幾近專業的地位，是社會功能差異化加大的結果，與“財富的累積、市場的擴展、人口的成長、科技的進步有關，是工業革命的結果”。Pimlott不認為公關的成長有任何戲劇性可言，說公關戲劇性的興起，不過是怕不這樣說，便會被更富色彩的其他理論所掩蓋。
Pimlott認為早期英國商人都自行打理會計事宜，也一手包辦所有管理事務，後來社會複雜了，專業化亦步亦趨，許多功能如形象包裝，也就假手他人。pimlott認為組織變龐大了，要交涉的對象也多了，如果沒有專人處理和特定對象的溝通，就會使自己顯得遙遠乏親和力，並且難懂。在這樣的情形下，就更需要縮小溝通差距的橋梁，而“事實證明，開放比秘密更有效率”。當然，大眾傳播工具的興起與發達和公關的興起有關，不過他反對科技決定論。Pimlott也同意公關和民主有關，但他不像Hiebert那樣認為民主扮演了基本的解釋性角色，他認為一連串社會、經濟、科技帶來的改變，才是主因。在那樣變動的年代，公關因為理性、高度功能化、管理應運而生。
在哈佛商學院任教的Tedlow（1979），最反對在公關創始前，生意人都偷偷摸摸、傲慢、完全無視外界觀感的說法。他同意兩種論調：第一，美國商人自殖民時期始，便不擇手段換取公眾認同；第二，隻有政客與商人的文宣攻勢差堪比擬。Tedlow以William Vanderbilt當年在《紐約時報》的一句名言“該死的大眾”為例，他特地翻閱原文，發現從上、下文來看，Vanderbilt不過反映“虧本的生意無人做”
的想法而已。記者斷章取義的結果，這句話成為千古絕唱。事實上，Vanderbilt否認說過這句話，並且很在意他原先高雅的形象是否受損。Tedlow認為曆史很少是單一麵向的，此例尤須這樣看待。Tedlow以商學院教授的身份提出這樣的說法可以理解。不論上述事件誰是誰非，曆史真相無法完全再現，是不爭的事實。
Tedlow同意兩樣說法：其一，公關的出現，改變了企業的態度，使得企業重視社會責任。其二，公關的出現，是當時日漸嚴重的反商情節的一種抗衡機製。Tedlow指出公關的出現，正是扒糞時期的黃金時代，商人動則得咎，眾目所視，眾人所指。否則為什麼當時大學、教堂等組織同樣使用媒體中介服務，大量宣傳推廣，大眾卻毫不指責？Tedlow認為一切和他所謂的“進步的年代”（the Progl—essive period）有關，那個年代認為人民和利益有大衝突，因為一切成長太快，對市場有大量需求。這些進步帶來所謂的科學管理、工業心理、福利資本主義、廣告和公關。在Tedlow眼裏，事情很複雜，公關是應付日漸變化的社會經濟、科技環境衍生出來的管理功能，而非民主等充滿意識形態的大帽子所能單一解釋的現象。
Smythe眼中公關源起的社會經濟巨變與年代，和前幾位學者相符，他認為大眾傳播理論的“唯物主義一現實主義”（materialist—realist）理論，可以解釋公共關係的興起。這個理論的立論是，在核心資本主義國家，如西歐、北美，其大眾傳播媒體不以發行報紙、雜誌、電視節目為本業，而視閱聽大眾為行銷商品、做廣告的對象，因此每天產製一定的新聞、娛樂和資訊，來定義所謂的真實。另一種說法是，商業媒體替寡頭資本家營銷商品與服務，並且也營銷資本主義係統的正當性。Smythe認為大眾傳媒的內容就是廣告；而其他如新聞、娛樂及信息，則是“免費的午餐”。換言之，廣告是真正的目的，免費午餐則用來定義真實，營銷資本主義的正當性。而公關，則是商家用來影響免費午餐內容的一種努力。
根據Smythe，19世紀末，商人麵f臨士民大眾對越來越大的企業，充滿敵意與不信任的問題。生意做得愈大，市場也要擴大，資本寡頭獨占的係統需要被合理化，發言的喉舌也需加以掌控。如何贏得大眾、建立霸權、透過文化及傳播宰製消費大眾，是企業迫切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