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偉：說心裏話，李海倉事件發生的當天，我就知道了，當時我的腦子一片空白。我和他接觸並不多，但印象中的李海倉是一個非常平和的人，並沒有那種擁有幾十億資產、大企業家的作派。現在想想，我對這個事件的出現非常痛心。但更讓我沒有想到的是人們對財富有這麼大的仇視心理。我想這有兩方麵原因：一是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同時，一些低保人群、農村的貧困群體還同時存在。小平說過，改革開放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20年中，中國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有錢人畢競是少數，大多數人還沒有富裕起來，這就容易產生仇富心理。另外，我們不得不承認，還有相當一些懷才不遇的、想做企業家但沒成企業家的、想成功但沒成功的人，不過這些人中很少有人會在遇到挫折的時候檢討自己，為什麼我不能成功？包括在我自己的企業，有些人被炒掉了，就覺得當老板的都為富不仁，但是在三五年後他們又都回來找我，說隻有自己當了老板，才理解了老板的苦衷。讓一個普通人真正去認識一個企業的創造者、領導者是非常難的，尤其在一個特殊時期對我們更不容易理解。李海倉事件出來後，讓網上的網民去認同企業家、企業財富的創造者對社會的貢獻是有作用的，很難。我們費了力氣，發展了事業，創造了就業機會，交納了稅金，反而還挨罵，這讓我們感到很痛心。
李義平：今天談財富，應該放在大的社會背景下去認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的社會還處在傳統的社會中，處在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過渡的時期。事實上，我們的社會曆來就有一種均貧富的心態，這種心態也可以認為是仇富的一種表現。我國第一次農民起義的口號是：殺富濟貧。這說明在對待財富問題上，中國社會現盡管市場經濟在逐漸深入，但在製度變革的另一方麵，社會的文化、社會的觀念往往是非常滯後的。雖然在法律上是要保護私人財產，但是在人們的觀念上依然是傳統的東西。傳統的東西導致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落後。因為在中國的傳統上沒有典型的私有產權。另外也沒有保護私有產權的法律，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社會觀念就是平均，就是嫉妒。嫉妒的結果是你搞的比我好我就要把你拉下來，而羨慕就是你搞的好我要比你搞的更好。嫉妒的結果就是整個社會越來越窮。
浮躁的心態
袁揚：我對李海倉遇刺的事起初其實並不關心。一個人遇害，我首先感覺的是治安問題。後來深層次的想法就是為什麼要刺他？被刺的人是什麼身份？另一個想法就是現在社會的矛盾太多，貧富差距太大。這種事情發生在哪個個體上，哪個工作崗位上都有可能。更深層次的問題就是對財富所暴露的各種心態，這是個心理問題。我認為社會應該對這個群體給予關注，不要激化。富起來的應該繼續富，因為富裕到一定程度肯定就會為社會創造價值。物質極大豐富後，肯定就是精神上的豐富，也就是自我價值的體現問題。在種種壓力下，現在人們普遍都有一種非常浮躁的心態。一部分人老是琢磨做點什麼能發財。我認為要化解這種心態，輿論的導向非常重要。從我個人來講，對於擁有財富的人，首先我是羨慕，中國這麼多人能成功，說明有一定的實力。第二我不嫉妒。第三我希望自己擁有財富。對於現在已擁有財富的人我不懷疑，因為他們可能有他的來源渠道，與我關係不大。從我的心態來說，做好自己的工作，按規矩辦事，創造自己的價值。
張濤：要想平息這種仇富情緒，還需要一個漫長的路程。中國正處在轉軌時期，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社會多元化、文化多元化、階層多元化。多元化的狀態就是整個社會的話語權分散。大家都有權說話。互聯網上的聲音不奇怪，是正常的。過去都憋著，現在都釋放出來了，是社會開放進步的一個體現，也是一種話語權的表現。隻不過聽之任之是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
李義平：中國社會是一個需要樹立典型的社會，每個時代要有每個時代的英雄，仇富心態不利於社會的發展。政府應當倡導和創造一種既能使富人放心致富，又能讓窮人心態平衡，並決心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富人的環境。愛護、保護企業家是非常重要的。如何保護企業家涉及到政府應該幹什麼的問題，需要政府的承認，包括保護產權、財產、合法經營和生命。一方麵在發展中，我們需要大量的資金，另一方麵一些民營企業家還跑到國外去，或者把資產轉移到國外。為什麼呢？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中，資金從不安全的地方到安全的地方，人也從不安全的環境中到安全的環境中，資本從回報低的地方到回報高的地方。所以這對於我們中國來說，如果僅僅認識到市場經濟而不認識到後麵一步的話，那麼對市場經濟就是沒有真正的認識。總的來說，這種仇富的心態產生於自然經濟，產生於階級對抗的社會，有其必然性，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今天已經是市場經濟了，已經不存在階級對抗了，已經是共同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在這種情況下，仇富心態就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可怕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