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發優勢發揮的演進邏輯
楊萬東專欄·產經隨筆
楊萬東，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編審，《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雜誌副總編，中國商業經濟學會商業經濟應用與管理研究分會副會長，參加國家及省部級科研項目10餘項，主編、參編、參著各類財經教材、學術著作18部，在主流財經報刊發表各類學術文章100餘篇。
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總是強調具有後發優勢，不發達地區則說自己可以跨越式發展，甚至個人也講可以厚積薄發、大器晚成、後發製人。曆史和現實的發展中也確實可以看到這種演進中的突變，很多變化甚至非常令人震撼。春秋時，西周崛起而代商；戰國時，秦國獨興統六國；秦滅後，楚漢相爭弱漢勝。至近古，十萬清軍滅大明；觀世界，農業文化中華最長，商業文明地中海興盛，工業文明起始於英倫，金融立國在美國最盛。數千年曆史的演變和輪回，都體現了落後者對先行者的超越，形成了世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運行軌跡的演化。
後發者之所以會存在優勢，一是源於先行者走出了發展軌跡，昭示了事物發展的某些規律性的特點，後來者可以避開很多彎路，節約不少探索成本；二是先行者潛力已顯，要素或資源優勢已發揮得較為充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已受到製約；三是技術進步、製度變遷、社會目標調整，先行者原來的優勢變為劣勢，後進者原來的潛在優勢變為顯性優勢，從而形成發展動力的變遷；四是後進者本身就有很強的願望改變現狀，發展的差距變成壓力和動力，這與先行者的誌得意滿恰成鮮明對比，也即所謂的窮則思變、物極必反。
要將後進變為後發，基本要求要有動力，現實表現要有突變，根本路徑要有創新。就創新的層次來講，有理論與文化層麵上的，這是最基礎也是最根本的。中華文明在唐朝就達到了農耕文明的高峰，但“安史之亂”則表現了農耕文明在遊牧民族的流動性和強悍武力衝擊下的軟弱與脆弱，這種情況在曆史上多次重演，並以元朝和清朝的建立達至極限，都是流動戰勝固守、開放戰勝封閉、武力戰勝宗法政權的案例。西方興起的市場經濟製度，兼具了遊牧民族的流動性、開放性、冒險性，又體現了分工的優勢、契約的權利與責任協調、價格對供求關係的自動修正，從而既表現為一種相對和平與公正的社會文化心理，也表現為更具包容性和更具效率的經濟製度。這是西歐國家由海盜貿易轉化為正常貿易，進而轉化為工商一體的貿易，並催生一係列技術變革和工業革命的社會演化過程。
深圳作為一個小漁村之所以可以很快變成一個大特區，直接動力是鄰近香港的差距引力和學習效應，製度原因則是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市場經濟的很多做法可以先行先試，地理優勢則是深圳有港口，加工產品可以迅速銷往東南亞及周邊國家和地區，產業因素則是深圳作為沿海開放城市可以直接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加入到國際產業分工的鏈條中。實際上，珠三角、長三角，甚至整個沿海開放地區，都有類似的故事，都貫穿著理論創新、製度創新、產業創新、技術創新和市場拓展。
經過改革開放後30多年的高速發展，原有的經濟發展條件正在悄然發生變化。東部沿海地區土地越來越緊缺，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環境壓力越來越大，周邊很多發展中國家也正在用當年中國剛開放時使用的類似辦法爭奪著世界市場。而中國內地特別是原來相關落後的中西部地區，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和立體交通網的形成正改變著原來比較封閉和偏遠的狀況，要素成本相對東部較低，資源環境約束相對東部要小，社會保障體係的日漸完善使得許多在沿海地區受過較好訓練的勞動者願意回到中西部創業和工作，中國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也在中國內地積累了巨大的消費能力。
後進地區如果隻是簡單地再現東部走過的道路，顯然隻能跟在東部的後麵，不可能發揮出後發優勢。西部要更好地發展，產業定位必須要有前瞻性，必須要把生態化、環保化、低碳化這些新的理念在發展中充分體現出來，必須充分學習、潛心創新，立足當地特色，充分挖掘有利的發展條件，把當地民眾的創造精神、地方政府的發展熱情、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產業承接的直接推動、消費市場的用心培育、製度建設的細致周全等充分結合起來。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大背景下，在建設美麗中國的價值理念下，這種後發優勢將不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概念，而是包含了更為豐富的內容，包括潛在經濟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環境得到更好的保護、資源得到更有效更可持續的利用，人民生活得到更充分的保障，人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社會公正和諧感進一步增強，這些應該是西部原來所謂落後地區後發優勢發揮的現實表現。（責任編輯/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