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末詩歌“還俗”景觀考察
文學評論·現當代文學
作者：王枚 劉昕華
摘 要：興起於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詩歌運動為詩歌“還俗”埋下了伏筆。無論是“知識分子寫作”還是“民間寫作”，其反叛、啟蒙和開放的詩歌理論都為詩歌俗化變革找到了合法性依據。世紀末詩歌題材形成生活化、細碎化和私密化的發展傾向，對國計民生、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等宏大題材形成解構趨勢。“第三代”詩人們重提口語入詩的口號，回歸詩歌“口語化”的原初狀態，以期將詩歌拉回現實的生活。不僅如此，這些先鋒味十足的反叛者們，還將新時期的詩歌口語化運動拉向了比世俗生活更低的地方。
關鍵詞：世紀末詩歌；他們；莽漢；還俗傾向
作者簡介：
王枚，女，四川宜賓人，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文學。
劉昕華，男，湖南株洲人，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11-0-02
陳尚榮在一篇討論20世紀90年代詩歌與散文題材的論文中提出先鋒派“還俗”一說，指代90年代先鋒詩人在題材和語言上向世俗化轉變的現象。我們不妨借用這一形象的說法指代世紀末詩歌在民間化、生活化和個人化等方麵的轉型。陳教授在討論先鋒派的“還俗”行為時，隻限於對90年代詩歌的考察。然而，這一詩歌轉型並不局限於90年代。興起於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詩歌運動早已經為詩歌大麵積“還俗”埋下了伏筆。無論是“知識分子寫作”還是“民間寫作”，其反叛、啟蒙和開放的詩歌理論都為詩歌變革找到了合法性依據。其中，民間寫作詩人群（以他們和莽漢詩人群為例）在題材、語言和技巧等方麵的大膽探索對於“還俗”潮流的形成尤為重要。
一、題材選取的俗化
詩壇雅俗之爭由來已久。況且雅與俗本是對立又統一的，兩者的界限看似分明，實則模糊。孫文波認為：“`世俗的'，雖然不好聽，但這是實際的。政治、經濟、科學哪一樣不是呢？人類生活的現實就是`世俗'的現實，詩歌講述著人類的生活，以及精神上對於人類生活曆史的認識，因而，它是一個返回而非脫離的過程。它通過語言，使人返回到與生活更緊密的，進而揭示其真相的關係中去……”[1]這種觀念為詩歌“還俗”做出了合法性證明。不同的是，世紀末的詩歌“還俗”走得更遠。這首先表現在題材選取的轉變上。
世紀末詩歌題材形成生活化、細碎化和私密化的發展傾向，對國計民生、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等宏大題材形成解構趨勢。詩歌是中國傳統文學的代表樣式，在題材的選取上追求宏大與崇高。白話新詩發展到朦朧詩階段，其題材在宏大與崇高的向度上已經走到了巔峰。活躍在八十年代中後期的詩人們與朦朧詩人格格不入。“那種壓抑本能和欲望來對抗現代文明的寫作態度，恰恰是不真實的。肉體上皈依卻精神上逃離，必定導致人格分裂的狀態，所以我不以善與惡來簡單地看待一切，作為一個持民主自由多元觀念的現代人，我不反對大眾，也向往優裕生活。”[2]先鋒詩人楊克的這段自白恰恰說明了後朦朧詩人對於傳統意義上的宏大題材感到力不從心。因此，“第三代”詩人以反崇高、反英雄、反文化的姿態，脫離朦朧詩理想化抒情，把眼光轉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第三代”詩人們繼承了朦朧詩人的反叛精神，但又對其貴族氣息和深度意義進行再反叛，由祖國母親、愛情和理想等抒寫轉向對庸常瑣事的關注。他們主義詩人群把目光轉向皮鞋、短褲、茶水和廁所。被人們討論的最多的是他們主義詩人韓東的《有關大雁塔》。因為有了朦朧詩人楊煉的《大雁塔》作為對比，韓東對於大雁塔的描寫顯得十分鮮明。“我被固定在這裏 /已經千年 /在中國 /古老的都城 /我像一個人那樣站立著 /粗壯的肩膀，昂起的頭顱 /麵對無邊無際的金黃色土地 .我被固定在這裏 /山峰似的一動不動 /墓碑似的一動不動 /記尋下民族的痛苦和生命”楊煉的這首《大雁塔》透著悲壯的情緒，情感深沉。而大雁塔也被詩人賦予了深刻的象征意義，成為民族命運的見證者。韓東的《有關大雁塔》對大雁塔的抒寫則陷入淡漠的客觀化狀態。“那些不得意的人們/那些發福的人們/統統爬上去/做一做英雄/然後下來/走進這條大街/轉眼不見了……有關大雁塔/我們又能知道什麼/我們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風景/然後再下來”韓東去掉了大雁塔的文化意義，將其還原為一處普通的景點和一個普通的塔樓。將人們參觀大雁塔的行為還原為上去又下來。高雅行為被還原為俗化的日常行為。於堅的《尚義街六號》、韓東的《山民》、小海的《必須彎腰拔草到午後》、朱文的《藍色的保溫筒》和《入冬》等他們派的作品均貫徹這樣一種“不在江湖中”的淡漠精神，將雅致的意象還原為世俗的生活實景，“還俗”傾向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