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素的深刻
文學評論·現當代文學
作者：張翠
摘 要：周景雷的文學批評運用理論話語觀照現實、關注文壇，特別是對近十年的中國長篇小說投注了深睿而溫暖的審視。
關鍵詞：批評話語；深度；人文關懷
作者簡介：張翠（1969-），女，文學碩士，錦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中文係副教授，從事文學評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11-0-02
在新世紀十五年這個關鍵的時間點上，文學評論再一次成為文藝界、理論界甚至於社會各界所矚目的一大熱點。一方麵，百年中國文學所積累下的卓越成就昭示著文化傳統與文學經典的偉大意義。另一方麵，改革開放三十年不可置否地為中國社會帶來了新生，與此同時也為我們遺留了一係列異常複雜、難以衝破的社會問題，或者說，進入新世紀的諸種難題正熱烈呼喚著當代知識分子去推進更新一輪的思想解放與文化覺醒……周景雷先生正是在這樣一個龐大的曆史背景之下以文學批評的方式認真審思著當代文學的現狀及走向。
周景雷對小說的研讀極富個性。在他十餘載的文學研究生涯中，我們總是可以從其批評話語中看到許多深層次的東西，這些東西反映了他作為一個人文學者的深度與實效。他不僅善於客觀理性地從生活的原生態中發掘藝術更高的反映形式，而且善於從一個個“故事”背後抽離出個人及群體的形而上的本質。
文學實踐活動發展到21世紀，已不再是某個或某類作家、批評家偶然性的、非自覺地將目光透射到現實生活領域，而是眾多的文藝工作者，甚至難以以思潮或派係分別的人們將目光一同聚焦在我們周遭的世界，進而以文學創作和批評的方式提出關於現實社會的構想和批判。這不僅表明了文學批評應是有社會、曆史、文化等重大因素貫穿其間的宏觀解讀，也應是盡可能以批評家的主觀立場細致入微地去體認文學“現實”的多重格局。這就意味著新世紀文學批評正在逐步實現兼具理論高度又向現實世界積極回歸的重要轉向。在《文化傳統與小說的人類學視野——以新時期以來的小說為例》一文中，周景雷指出了在新時期以來的小說創作當中文化傳統的挖掘以及人類學方麵的重要意義。他認為“中國作家雖然較少有西方學者和作家的遊曆經曆，但他們的生存方式還是有自己特色的。在民族眾多、地域廣闊、曆史悠久的文化背景中，他們的采風、體驗生活和生活實踐實際上就是田野調查。在尋根小說和新曆史主義小說大潮中，對民間文化的充分調研和典籍整理就是一種典型方式。正是在這些方式中，中國作家為我們提供了豐富多彩的文化模式。王安憶的小說《長恨歌》，悠長甜蜜、溫馨哀婉，充滿了對舊上海的柔情回憶。如果說王安憶在小說中表現了王瑤琦作為舊上海的時髦女人哀婉的一生，還不如說是王安憶對舊上海的文化挖掘和對舊上海文化的認同及崇羨，並不比康拉德在他的《青春》中對泰國的異域風情的認識更少有文化性。”換言之，這段批評文字的深刻動機是為了重新確立文學元素（故事、人物、基調等）在文本中存在的科學基礎，也正是這一縝密的批評過程為我們還原了文學從理想世界向科學與現實回歸的重要過程，作者的宗旨是要把文學批評建構成一種充滿人文氣息、嚴肅又不失藝術氣質的科學。
然而如果單單是以“文化”的宏觀視角去體察文學創作，我們也隻能從中看到特定文化與作家、文本之間的單一關聯，往往容易忽略文本中更加細微的藝術價值，比如敘述方式、語言風格、情感基調等等。在《市民主義的複活及其批判——簡評金宇澄的長篇新作
》中我們可以看到，周景雷對作品中的人物對白（《繁花》文本基本上由對白構成）進行了細微的分析，著重強調作品中的“市民屬性”，他認為可以表現出作品市民屬性的是方言的使用和對上海各種街區、馬路、弄堂、石庫門房子和餐桌（台子）以及宴會、聚會的描繪。小說的作者在文本中運用了上海方言，方言的確可以成為最具日常生活色彩和小市民屬性的承載工具，但是這種寫作模式往往容易將非方言區的讀者排除在外，好在這篇作品中特別出彩的方言是重複的幾句，也並不影響非方言區讀者的閱讀，甚至連作品中的標點符號的使用情況也是一種方言的表征，或許說它本身就是一種語言。正如周景雷所述“在《繁花》中，除了引用的詩詞因受原文限製，標點符號偶有變化外，其餘部分，包括對話和敘述，全部使用的是逗號或者句號。這種千篇一律的陳述語氣，除了要表達方言區自身的某種習慣特征和消解了各種標點符號的擬情作用外，是不是還潛藏了某些紀實性品質和冷靜客觀的敘事態度？這些恐怕隻有上海方言區的讀者才會有更深的體會。”麵對高度市場化以及信息傳播便利所帶來的文化趨同危機，周景雷給我們提出了這樣的良方：現實世界在通過作家之手實現建構之時，悄然遺忘了自身的文化本分，想要擺脫這種危機，作家、讀者乃至批評家都應回到現實，一定程度地保持文化的直觀感受和拒斥性。 文學批評還在於揭示現實生活中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對於這樣一種批評我們應當按照生活的本質去理解、分析它，當然也要著力克服直觀感受和理論的分裂，盡管兩者對日常生活的界定不甚相同，但都傾向於把文藝批評視為一個開放的、自在的領域。文學批評貫穿了社會中的多個領域，將曆史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各個學科融合在一起是文學評論的理想狀態，從不同角度觀察與思索文學創作帶給讀者不同的啟示，不僅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創作活動本身，也為文學批評拓寬了道路。顯而易見的是，在周景雷的文學批評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運用不同的理論和視角去審視文學創作。在傳統文學評論的基礎上，他使用現代化的相關概念去分析文學創作，並在多部小說的評論中關注社會文化的現代化進程。藏族作家阿來的《塵埃落定》在發表當時引來眾多熱議，多數意見在於將作品視為鮮明的民族題材，獨特的敘事視角等……周景雷在《民族身份的超越與現代性的救贖——近十年少數民族生活長篇小說論》中表明，在這部小說中真正塵埃落定的卻是文化上的展示與衝突。上帝神權與土司實權的衝突，漢地與藏地的現代化進程的衝突，當地活佛和喇嘛宗教間的明爭暗鬥，雖然早在幾個世紀前就有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沿海和內陸傳教，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從鴉片戰爭後才真正開始。這樣看來，阿來是用鴉片這一事件將他筆下的藏地文化自覺地放置到這一曆史進程當中。在這段進程中，包括社會、文化在內的種種衝突都給現代化帶來了阻礙，而且現代化進程也同時對之前的一些傳統因素產生衝擊，因此，周景雷以現代化的視角去評論、審視當下的文學作品，讓我們看到了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在社會、曆史、文化層麵上的諸多變化，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辯證思考的角度。 當然，在關注作品中呈現的現代化進程的同時，周景雷又在評論文章中合理的融入其他學科的相關理論、概念，以跨學科性質的較為獨到的方式重新審視文學創作，在評論金宇澄的《繁花》時，他運用社會學的基本理論對作品進行分析。他認為上海作為文學描寫的對象，離不開它的社會屬性，而那種社會屬性又表現為上海的都市性和市民性。他用社會學的角度去觀賞《繁花》，認為社會因素中的都市性在作品中有所體現，無論是流動的人口，還是不同的階級分層，那些出處各異的人物，那些所謂的上層社會，都構建了上海這個城市的都市屬性。他繼而從這裏又觀察到上海人的生活麵貌，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麵貌，“既包括對自由、平等、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