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勳為“李一哲”平反始末
史海鉤沉
作者：賈雲勇 許黎娜
1974年11月10日，一張署名“李一哲”的大字報轟動全國。習仲勳主政廣東後，主持了“李一哲事件”平反工作。當年的“李”、現為廣州美術學院教授的李正天回憶了當年事件的始末。——編 者
“文革”爆發時，我是廣州美術學院四年級學生，因反對林彪、康生、黃永勝這夥人，被押送到美術學院（當時名為“廣東省人民藝術學院”）勞動審查。當時，我和郭鴻誌（時為廣東人民廣播電台技術部副主任）等人經常在一起討論社會問題。
聽說四屆人大要召開，我們寫了長達2.6萬字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製——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的大字報，於1974年11月10日公開張貼在廣州的北京路口。“李一哲”是我、陳一陽、王希哲、郭鴻誌的筆名。
大字報一貼出來，立即引起轟動。美院領導問我大字報中講的“堅持林彪體係的頑固派”是誰？我直言不諱：就是江青他們。
廣東方麵將大字報呈送中央要求定性。當時，“四人幫”正利用“批林批孔”運動大亂全國，江青發話了：這是“解放後最反動的文章”。
廣東省委組織全省上下批判。上百場萬人大會上，批判者與我各占一台，拿著擴音器，麵對麵大辯論。
當時，“李一哲大字報”也受到中央高層關注，還流傳有句話：“上麵發了話，對李正天不要抓、不要殺，讓他講話，看你們誰能把他駁倒。”
那時，各個單位要事先找省委預約，安排日期，然後用專車把我送到會場去辯論。他們動員了很多專家、學者、教授和我辯，有時批判者招架不住了，就強行把我的擴音器關掉；有些批判會還要搞彩排，請人來扮“李正天”這個角色，提前準備好應變方案。
不過，在我參加的100多場大辯論裏，依然有70多場成了武鬥會。我剛一上台，就因為不低頭招來暴打，有人衝上台對我拳打腳踢。當時省委領導不得不派人來保護我，要不我這條命早沒了。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但“李一哲”事件反而升級了。1977年12月中旬，我們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
我在監獄裏給剛到廣東不久的習仲勳寫了兩封申訴信，還寫了絕命詩絕食抗議，我知道習仲勳曾因為小說《劉誌丹》蒙冤受屈16年，相信他能與我感同身受。絕食一周後，突然有一天，監獄長通知我：中央派來的人已經接到你的申訴，將會重新考慮你的問題。他還帶來了郭鴻誌的字條：“正天，你的申訴轉給了習仲勳。習仲勳是個好人。”我這才停止絕食。
據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習仲勳主政廣東》一書載：1978年八九月份開始，廣東省委曾數次研究“李一哲案件”，並數次報告黨中央。經省委決定，1978年12月30日，釋放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郭鴻誌。
1979年春節後，習仲勳約見我們，他說，開始定你們“反動大字報”，後來又定“反革命集團”，你們如何發火，怎麼講都可以，因為我們搞錯了。我不隻是對現在的省委負責，還要對上屆的省委負責，因為這是曆史上發生、發展起來的，事情雖然不是出在我手裏，我也要承擔責任。
習仲勳與我們商量2月5日在友誼劇院召開平反大會。我們火氣很大：“在哪裏批判，在哪裏平反”，怎麼能安排在友誼劇院這麼小的地方？我們還強烈希望省委領導接見“李一哲反革命集團”所有成員一次。
2月3日晚上11點多，習仲勳再次約見我們。他解釋說，在友誼劇院召開平反大會不是有意縮小影響，平反的消息要見報，要讓全中國、全世界都知道。
習仲勳有一句話很打動我。他說，我坐牢是戴過腳鐐、也被捆綁的，難道我也要求“對等”嗎？他也答應了我們的見麵要求。2月4日下午，他與“李一哲集團”30人見麵、握手。習仲勳說：“我不是官僚主義者，與李正天他們談了三次話，昨天晚上談到了淩晨2點多，一連三個鍾頭。不要說全中國，就是世界也很少見吧！一個省委第一書記，為解決他們的案子，和他們促膝談心，你們還說我不民主。”
針對檔案中的黑材料，習仲勳也嚴肅地說：“黑材料要全部清理掉，隻字不漏！我把我的電話號碼給你們，如果發現有單位不清理幹淨，你們可以馬上打電話給我！”習仲勳的誠意打動了我們。
2月6日下午，省委召開了千人群眾大會，公開為“李一哲”案平反。省委書記吳南生代表廣東省委講話，其中談道，我們黨的事業是千百萬人的事業，應該允許人民說話，鼓勵人民去關心國家大事。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害怕民主，是神經衰弱的表現。
（摘自《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