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蔣介石背黑鍋最多的人
往事揭秘
作者：倪傑孔
民國雲譎波詭的政壇上，有一個舉足輕重同時也備受爭議的人物，一生譽滿天下，也謗滿天下，這個人就是黃郛。
黃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紹興人。1904年留學日本東京振武學校，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33年任蔣介石設立的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
1933年，長城抗戰以中國軍隊失利告終。隨後，日軍進逼華北，平津危急。國民政府的應對之策是由黃郛出麵協調。黃郛在與日本駐北平使館代辦密談之後，達成妥協方案，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協定雖被中方努力局限在“停戰”範疇，未曾涉及主權談判，但實際上已對中國主權造成嚴重損害。
《塘沽協定》被視為國恥，故黃郛頓成舉國輿論抨擊的對象，激憤者視之為“漢奸”，欲殺之而後快。然而曆史學家吳相湘卻評價黃郛乃“民國最有擔當的政治家”；1936年12月，黃郛在上海病逝後，國民政府亦先後兩次予以特別表彰，抗戰勝利之際，更讚譽其“不避險阻，力任艱難，隱忍求全，用紓禍變，心孤事苦，尤人所難”。
對於此種反差，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王世傑，有著極深刻、到位的理解。他在日記中寫道：
“中央政府曾一再電令黃、何（應欽），須於簽訂任何協定前將條件送請中央核準；然黃氏等斷然不受此令，僅於簽字後通知政府。此中當有情由，不難想見；蓋蔣、汪諸人近日之態度與心理，黃氏固熟知也。今後政府之對日政策，大有走上另一途徑之趨勢；時局之危，至為可慮。中央政治會議討論‘協定’案時，頗多憤懣之人，然既經簽字，汪、蔣兩人複主承諾，自不會發生翻案結果。”
所謂“此中當有情由”，簡言之，乃是站在黃郛的角度，一方麵深知南京政府當日為應付輿論，安撫國人民族主義情緒，公開談話中勢不能不對日強硬；另一方麵，深知弱國無外交，故汪精衛私下已有指示，“除簽字承認偽國，割讓四省之條約外，其他皆可簽應”。黃氏簽字前不報送中央核準，僅於簽字後通報，既是為了避免協定草案在政治會議上公開討論時流產，也抱有以犧牲個人名譽替當局受過的隱秘用心。
《塘沽協定》簽署後，黃郛留在北方，繼續與野心勃勃的日本軍方周旋。1934年，黃郛又委派代表與日方簽訂了華北與偽滿洲國通車、通郵協議，變相承認了偽滿洲國，再一次激起民眾口誅筆伐。
其實，作為蔣介石的盟弟，黃郛與蔣介石有過為國事“共嚐艱苦”之盟約；加之其對日本政治、文化研究頗深，故早在1928年，日軍製造“濟南慘案”時，蔣介石即已央其犧牲個人之榮辱，負責對日談判——蔣介石當日身為北伐統帥，為戰事之順利，勢不能對日強硬擴大衝突；為應付輿論，又不能對日示弱，黃郛遂出麵替其承擔了“親日和議”的罵名。其間種種痛苦不堪言說。1934年8月，接受《大公報》記者王芸生采訪時，黃郛曾略吐內心苦楚：
“這一年的經過，在明了國家情況的人，當然能夠諒解；一般人則以為我黃某天生賤骨頭，甘心做賣國賊。對外未曾做了什麼事，對內卻須時時做解釋工作，真是痛苦萬分。一年以來對內對外，盡做矮人，我並非不知道伸腰！為國家設想，不能那樣冒險。……對方（日本）氣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欲無窮。國人則眼光是短的，調子是高的，肩頭不負責任。……但國家既需要我唱這出戲，隻得犧牲個人以為之，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過，尚複何求？”
黃郛的夫人沈亦雲，曾嚴詞質問過蔣介石：“辱國差使，宜派人輪流充當。”蔣介石的回應是：“你既學佛，當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旨。”學佛的黃郛則言：“弟既強我以肩此重任……兄山居六載，雖不敢謂已達悲智雙修之域，然自信悲願決不致賣國，智慧決不致誤國。”
（摘自《文史博覽·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