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位記者問蕭伯納：“當今世界上你最崇敬的是什麼人？”蕭伯納答道：“要說我所崇敬的第一個人，首先應推斯大林，是他拯救了世界文明。”記者接著問：“那麼第二個人呢？”蕭伯納回答：“我所崇敬的第二個人是愛因斯坦先生。因為他發現了相對論，把科學推向一個新的境界，為我們的將來開辟了無限廣闊的前景，他對人類的貢獻是無可估量的。”記者又問：“世界上是不是還有閣下崇拜的第三個人呢？”蕭伯納微笑道：“至於第三個人嘛，為了謙虛起見，請恕我不直接說出他的名字。”
細加揣摩便會明白蕭伯納的本意，記者們心領神會，對蕭伯納含蓄幽默的說話技巧欽佩不已，同時也得到了滿意的答複。
在日常交際中，人們總會遇到一些不便說、不忍說，或者是由於語言環境的限製而不能直說的話，因此不得不“遁詞以隱意，譎譬以指事”（劉勰《文心雕龍·諧隱》），故意說些與本意相關或相似的事物，來烘托本來要直說的意思，使本來也許十分困難的交往，變得順利起來。
在以下情形你可以試用委婉含蓄的方法表達自己的意見，往往會收到意想不到的後果。
當你要表達難以啟齒的事物、行為或要求時，含蓄的方法可幫你解圍。
對有些棘手的問題不便明言，但大家都能明白時，為照顧對方麵子，維護自己的尊嚴，當眾講話時可含而不露，讓聽眾去自己體會。
1972年2月21日，尼克鬆訪華下榻在釣魚台國賓館。尼克鬆與基辛格及白宮來的工作人員被安排在18號樓，而國務卿羅傑斯等人住在不遠的6號樓，基辛格以前兩次來訪時在這幢樓住過。尼克鬆從住處的安排就覺察出周恩來十分熟悉美國國情，知道美國權力設置的“三權分立，權力製衡”的製度。
到達賓館後，大家在會客廳擺成大圓圈的沙發上落座，周恩來總理和美國客人一一打過招呼，寒暄中不時開幾次小小的玩笑，以活躍氣氛。
當時由於中美未正式建交及曆史原因，很多問題的表達都讓人感到棘手。如何才能既維護自己的尊嚴又不令對方過於難堪成了外交活動的理想境界。在談判時，采用含蓄的方式既能表達自己的意思，令對方一思即得，又能使談判順利進行，周恩來的外交風采就鮮明地體現在對含蓄方式的運用上。
晚上，在歡迎尼克鬆總統一行的酒會上，周恩來說：“由於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兩國人民之間的來往中斷了20多年……”
這一“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真是絕妙，它既使在座的人們知道造成這一事實的原因是美國對新中國的封鎖和幹涉，又不傷美國人的麵子。聽到這一“原因”，在場的美國人和中國人都心照不宣，相視一笑。
當你發現領導或長輩確實犯了錯誤，又不便直接指出時，借助含蓄語言可以起到勸導作用。
齊景公濫用酷刑，百姓怨聲載道。晏嬰一直想借機勸諫。一天，齊景公對晏嬰說：“先生的房子離集市太近，狹小潮濕，喧鬧而多塵土，我想給你換一處好房。”晏嬰推辭說：“離集市近，也有好處，買什麼東西出門就到，再說，怎麼敢煩勞眾鄉裏幫我蓋房搬家呢。”景公笑了笑，道：“你離集市近，了解市價行情嗎？”晏嬰點點頭。景公說：“那你說現在市場上什麼東西貴，什麼東西賤？”當時齊景公對百姓采用的酷刑是砍掉雙腿，因此市場上賣假腿的很多。於是晏嬰趁機說：“踴貴履賤。”意思是說市場上假腿需求量增大而不斷漲價，而鞋卻十分便宜。齊景公意識到自己的過錯，從此免了砍腿的酷刑。
為防止產生誤會，造成隔閡，也為了讓對方接受建議，對一些特殊人物可采用婉言批評的技巧。
曹禺《日出》中方達生和陳白露有這樣一段對話：
方：竹均，怎麼你現在變成這樣——
陳：這樣什麼？
方：呃，呃，這樣地好客——這樣地爽快。
陳：我原來不是很爽快麼？
方：（不肯直接道破）哦，我不是，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說，你好像比從前大方。
陳：我知道你心裏是說我有點太隨便，太不在乎，你大概有點疑心我很放蕩，是不是？
在這段對話中，方達生本意是要批評陳白露“太隨便”，但這樣說怕傷了對方，而使用“好客”、“爽快”、“大方”等詞語，婉轉地批評了陳白露，使陳白露自然地警覺起來。這種婉言批評是一種正話反說，還有一種方法是先隱後現，即先引其亮出觀點，而後提出事實，證明其觀點錯誤，使其自我否定，達到教育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