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金庸的公共交往(1 / 3)

——以《明報》時期為考察中心

媒介縱橫

作者:周瑩

【摘要】金庸在《明報》辦報時期,通過社論、專欄等形式發表對祖國大陸,台灣社會,以及香港問題的種種意見,也以記者、報人等身份和政界要人,社會名流進行交往。本文以《明報》時期,金庸的新聞活動為主線,研究其與政治界和文化界的公共交往。

【關鍵詞】金庸 《明報》 公共交往

所謂公共領域,哈貝馬斯意指的是一種介於市民社會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與國家權利領域之間的機構空間和時間,其中個體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討論他們所關注的公共事務,形成某種接近於公眾輿論的一致意見,並組織對抗武斷的、壓迫性的國家與公共權力形式,從而維護總體利益和公共福祉。①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的源頭在於美籍德裔猶太血統的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阿倫特說的公共領域是指作為行動實現的場所,是人們平等對話、參與行動的政治空間。所謂行動是指人們之間不借助於中介而直接交往的活動,它是人類意識發展最高階段的產物,是優於勞動和工作的真正人類自律。②

一、金庸的新聞活動和《明報》的創辦

金庸原名查良鏞,祖籍浙江海寧,抗戰結束以後,金庸便在杭州開始了他的報業生涯,1946年,他在《東南日

報》擔任記者,一年以後,考入上海《大公報》,1948年被報社派去日本,參與《大公報》香港版的籌辦。之後,其在香港《大公報》工作了十年。

1959年,金庸拿出全部稿費和積蓄與浙江老鄉沈寶新二人在香港出版《野馬》小說雜誌,“野馬”就是《明報》的前身,由於報紙天天出版,賺錢更加容易,所以兩位股東決定出版日報。日報以小報形式出版,四開四版,因有“明辨是非”之意,故取名為《明報》。③

《明報》的創辦,傾注了金庸很大的心血,憑借其博大的學問修養和道德勇氣,以及在《大公報》等報紙積累的新聞工作經驗,開創了華人曆史上文人辦報的又一個成功典範。

二、金庸與政治界的交往

1、金庸與港督及英國政要的交往

金庸與彭定康之前的香港曆任港督都有良好的關係。金庸與港督衛奕信相識很久,交情很深。他認為衛奕信未必很有本事,但卻是一位君子,很清廉,是真正愛護香港的讀書人。④

但金庸與彭定康的關係可以說一度針鋒相對,據說,當初英國首相宣布彭就任香港總督的時候,金庸的反應就是“怎麼會將港督的職位交給一個競選失敗的政客呢?”由此可見,金庸對彭定康的第一印象就不是很好。後來金庸了解到在其候任的幾個月間,很認真的讀了很多香港方麵的書,竭盡全力的做好準備工作。所以當其正式到港履職時,金庸對他的印象已經改觀,覺得他很能幹,有自己的處事風格和手段。1992年底,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拋出“政改方案”,引起了中英新一輪的政治風波。金庸對於香港未來的政治製度一項有自己的主張,於是忍不住重出江湖,筆戰彭定康。當時,金庸仍然是《明報》的董事長,於是在《明報》上發表多篇社論,猛烈的抨擊彭定康的政改方案。⑤

在香港回歸之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經過香港時曾邀請金庸到港督府會見。當時,英國正在與中國就香港歸還一事進行溝通。撒切爾夫人希望金庸支持英國人,不要歸還香港。金庸則十分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香港必須歸還中國。他還強調了兩點理由,撒切爾夫人見金庸態度堅決,就不再談這個話題。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