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為軸的變革啟示
獨家策劃
作者：吳曉波
編者按：今年8月，知名經濟學人和媒體人的吳曉波，再次推出新作《曆代經濟變革得失》。值得注意的是，該書的出版，正值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推出係列重大改革前夕。用吳曉波的話說，“如果不研究曆代經濟的變革，就無法真正理解當前的中國。”
對此，不少媒體在第一時間專訪了吳曉波。以下是本刊對其主要觀點的梳理與整合，以便理性和係統看待重啟的大改革。
“閉環邏輯”的怪圈
一言以蔽之，就是發展與穩定的辯證史。中國兩千多年的經濟變革史表明，發展經濟必須放活民間，實現繁榮，而繁榮日久，地方勢力就會坐大，商人就會驕縱，中央權威就會受到挑戰。此時，便需要進行集權式的變革，加強中央權威和控製力，可是如此一來勢必削減地方，侵蝕民間，造成生產力的下降，最終仍然會導致政權新一輪的不穩定。
在看得見的未來，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場化為取向，以維持“統一文化”為邊界，在憲法法治與中央集權體製之間尋找妥協點的，非西方式改革。內在的衝突性與生俱來，並且難以根本性解決。這次變革的時間長度，很可能超過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命長度。大家應該要有足夠的耐心，和這個國家一起走完這一段走向自由的市場化道路。
“大一統”文化的阻礙
要說明“統一文化”的形成原因，必須回到曆史的基本麵上來。在中國曆史上，統一是被呼喚來的，因為在農耕文明甚至工業文明時期，中國的分裂必然伴隨著戰亂，爭奪土地和人口。比如魏晉南北朝三百年殺戮太厲害了，老百姓很害怕分裂，呼喚統一。中國這個地方也不太適合分裂，人口集中地就是三大流域，從地理上來講有統一的便利性。加之語言上的統一，習俗習慣上的統一，造就了民族的認同，這些都從文化、地理方麵為統一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客觀條件。
另一個就是中國持續了兩千年的中央集團統治。公元前360年，中國發生了第一次重要的集權式變法——商鞅變法，而秦滅六國，集權統治的強國優勢得到驗證，商鞅的治國思想因而成了中國統治治理的基本內核。到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81年，漢武帝完成了中央集權製度的試驗，集權統治的四大基本製度已經達成，這四個製度是維持國家大一統的基礎。之後經曆近400年的魏晉南北朝的分裂之後，中國重新實現了統一，從此再沒有出現過長期分裂。可以說，四大基本製度（郡縣製度、尊儒製度、科舉製度、國有專營製度）的日臻完善，中央集權統治曆經千年的延續，也造就了中國“統一文化”的形成。
尋找妥協的變革
政經的不夠協調隻可能是短暫現象，根本上是行不通的。“政治向左”會管製加大，首先是思想管製，然後是資源的管製和行政手段的管製。但“經濟向右”一定是自由化，要求市場化、自由化、法治化，這兩者在意識形態層麵存在一個天然的大的衝突性。
所以，在看得見的未來還是需要妥協：在中央集權和自由市場改革之間尋找到一個平衡點，政府對民間有敬畏，民間對政府執政的正當性有認同。現在很多問題都是不妥協造成的。中國未來的改革最關鍵是需要一個可行的方法論，我們最擔心的是它陷入一個情緒性的對抗，這是對大家都不利的一個狀況，一旦出現，可能改革動作都會變形，那整個中國經濟改革的步伐就會被擾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