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國企改革的兩條出路
權威演講
雖然理論家的思想觀點後來也有變化，有的宣揚鳥籠經濟，有的主張法治的市場經濟，但實踐已經鎖定在市場經濟工具論的道路之中，現在，對資源配置實際上起主要和基礎作用的仍然不是市場，而是政府。要走出這種鎖定，需要展開對市場經濟工具論的批判。
中國市場經濟體製存在兩大問題：產權保護不足，政府幹預太多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經有了很大發展，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依然存在一些不完善之處。主要表現在產權方麵法律製度的嚴重疏漏和政府對經濟幾乎無處不在的幹預。產權明晰和產權保護是市場經濟的基礎結構，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就是建基於財產權利確立和保護的基礎之上的。但是，目前中國的法律體係缺乏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明確條款，同時產權保護方麵的法律法規也普遍存在無法操作和選擇性執法的問題。
市場經濟中的政府是一個重要的行為主體，它負有為市場提供製度規則和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重要任務。因此，政府的政策和官員的行為直接影響到市場運行、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雖然各個國家由於曆史、文化和現實情況存在很大差別，政府機構設置及其活動範圍和作用大小也不完全一樣，但政府行為的這種性質則是不能改變的。但是在中國，政府不僅保留了在微觀價格上進行幹預的權力，而且在實際上左右著諸如土地、資金等經濟資源要素的配置。
如果要給出一個理論解釋的話，即政府僅僅是將市場作為實現自己目標的一種工具，而不是經濟與社會運行的基本製度。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不願意放棄決定市場規則的最終權力，也不承認民間自發創設的市場規則的合法性。
將市場作為實現政策目標的工具而非基本製度，給中國改革帶來嚴重後果
首先，它使得民眾對於經濟政策與自己的收益缺乏穩定的預期，並且對自己所持有的財富缺乏安全感。這不僅阻礙了經濟中的資本形成，也抑製了製度與技術創新。很多人把財產轉移到國外，很多企業退出實體經濟領域就是證明。
其次，在缺乏明確的產權製度與市場規則保障的情況下，政府部門很容易出於自身利益而實施扭曲性的政策，進行尋租或設租，官員也肆意貪腐。
第三，由於政府幹預的需要而留下的製度漏洞和扭曲性的政策很容易成為其他經濟主體的尋租空間，導致經濟資源錯配和分配l生激勵泛濫。公眾的這類尋租活動不僅為政府通過“選擇性執法”維護自身利益提供了便利，也由於“法不責眾”效應導致了法製狀況和經濟秩序的進一步惡化。在更為深遠的層麵上，“不遵守規則”的社會意識形態一旦形成，將會對未來的經濟改革設置更大的障礙。
市場工具論是怎樣形成的
其實，把市場和市場經濟當作工具、方法和手段並非自今日始，它有著十分久遠的曆史淵源，可以說是與社會主義運動與生俱來。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大論戰中，以奧斯卡·蘭格為一方，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另一方，曾經就社會主義計算的可能性問題展開爭論。表麵上看，蘭格勝利了，社會主義在短期內似乎也有不錯的表現。但是，蘭格的模擬市場、計算機社會主義，所持的就是市場經濟工具論的理論立場，其前提和邏輯是有重大缺陷的；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實踐不過是一場災難。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中國改革開放，米塞斯和哈耶克關於社會主義計算不可能性的理論被證明是正確的。
改革開放初期，理論界批判了蘭格模擬市場的觀點，但是，並沒有把握米塞斯和哈耶克關於市場經濟的理論精髓，再加上固有意識形態的羈絆，蘭格的模擬市場論就以另一種方式（市場工具論）回到了這裏。在這裏，曆史與中國的理論家開了個大玩笑。這也許是人們始料不及的。
把計劃和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方式來討論，並且明確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經濟體製改革就是要用以市場機製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代替以行政手段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這是中國經濟學界對市場經濟理論進一步深化認識的結果。如果說，改革初期關於計劃與市場的討論僅僅局限於在計劃經濟中引入市場的某些要素，讓市場起某種輔助和補充作用，或者劃出一塊地方讓市場調節，後來的進步也隻是講計劃與市場結合，不論是“板塊式結合”、“滲透式結合”，還是“膠體式結合”，隻不過是一種描述，除了“板塊式結合”以外，也無可操作性，那麼，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比起上述認識，要前進了一大步。就此而論，經濟學家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