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不是管得越多才越成功。”
“我並不否認家族企業，歐洲很多百年企業都是家族企業，隻是我不選擇做家族企業。”
——美的集團前董事局主席何享健
人類社會中有這樣一個哲學原理：最敏感的問題對事物往往最具有決定性作用，而最具有決定作用的事情也往往風險最大、難度最大，人們最不願意觸及它。它永遠是一柄揮之不去的懸劍，閃著可怕的寒光懸在人們頭頂，隨時可能落下來。在中國企業，這一懸劍究竟是什麼呢？就是“企業高層權力架構”。“企業高層權力架構”是指企業核心決策層的結構框架和組織原則，它包括管理體製、權力分配、責任歸屬、監督體製、重大決策運作程序、董事會內部關係，企業高層權力架構直接決定著企業的生存與發展。
我是個職業經理人，在國內企業任總經理九年。在職業生涯的風塵中，我逐漸發現一個深層次哲學道理：中國企業發展三十年，時至今天，中國企業之核心瓶頸問題決不再是MBA教科書中的諸如“人力資源、市場營銷、財務管理、生產管理”等課題，而是企業的高層權力架構。作為職業經理人，我每每在企業建立人力資源體係、改革市場營銷體製、完善財務製度、推行精益生產方式時，總感到有一股灰色力量從中作梗。我感到，單純技術層麵的人力資源和生產管理之類的“事”並不難做，真正難做的是“人”。具體來說，是難以讓老板接受某項改革方案、難以消除股東的誤解、難以抗拒老板的負麵幹預、難以防止老板時常爆發的各種非理性決策。
一位在深圳某管理顧問公司任首席顧問的朋友告訴我：“我在給東莞樟木頭鎮一家企業做精益生產輔導時發生了這樣一種情況，在我們半年的輔導期內，該公司的總經理總共換了三人，其中一個總經理僅僅幹了十天。這樣，每換一個總經理，我們就要跟新任總經理進行溝通，把我們與前任總經理說過的話、討論過的問題對他重複一遍。而好不容易讓新總經理理解和支持我們，雙方達成了共識，他的任期也結束了。於是，我們又必須與第三任總經理把曾經做過兩遍的事情再重複一遍。等到精益生產項目做完時，第三任總經理又被解雇了。我們辛辛苦苦為企業推行豐田式精益生產模式，就像晚清洋務運動辦工廠、開礦山、建北洋水師一樣，無論李鴻章、張之洞付出多少努力和汗水，到頭來清政府照樣垮台，一切前功盡棄。原因就在於晚清政府腐朽的政治體製，在於以一己私利為基本取向的封建皇權政治結構。我總算明白了，中國企業最需要的並不是日本豐田精益生產模式，而是引入現代企業高層權力架構。”
縱觀歐洲曆史，在長達千年的政教合一、神權社會的中世紀，生產力發展完全陷於停滯。在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後，在推翻了皇權和神權的政治結構、確立了法製和民權的政治體製後才發生了轟轟烈烈的產業革命，才帶來了西方兩百年的繁榮和文明。假設一下，如果兩百年前的歐洲未發生資產階級革命，二十一世紀的歐洲仍然是中世紀君權政治結構，西方世界是否能夠有如今的經濟繁榮？
鄧小平說：“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製的改革。”事實上，管理企業與管理國家是同樣道理，兩者之間內部係統運作機理完全相同。
中國企業能否做大做強，最終不是取決於MBA教科書上的課程內容能否在企業得到實施，而是取決於企業高層權力架構改革，中國企業何時能像徹底鏟除皇權的法國大革命那樣鏟除“老板權”，中國企業何時就能占到世界500強總數的40%或60%。
中國企業真正的軟肋有兩個——“二元權力結構”和家族色彩。現行國內所有MBA教科書偏偏回避這個問題。我十年前在攻讀MBA碩士學位時曾先後問過五位國內著名教授一個問題：究竟應該采取什麼樣的具體措施來消除中國企業的“二元權力結構”和家族化色彩？教授們要麼含糊其辭，要麼根本不予答複。其中一位教授甚至這樣說：“國內外MBA教科書都沒有這門課程，我回答不了，你不要再問了。”後來據我了解，五位教授無一人在企業任過職，更無一人自己創辦過企業。事實上，豈止這五位教授，中國MBA課堂上所有教授幾乎都沒有在企業任過職，都沒有創辦過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