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在市場對“智能電路係統控製器”需求超過任何一年的情況下，公司虧損1000萬元，其中向客戶賠款高達150萬元。A公司出現了一種非常奇怪的現象——訂單越多虧損越大，產量越高賠款越多。一般的企業往往為缺乏訂單而發愁，而A公司卻為訂單太多而發愁。越生產越虧損，不生產虧損更嚴重，呈現一種騎虎難下、四麵楚歌的窘境。
2000年11月，A一筆4000萬元的銀行貸款到期，由於公司現金流緊張而無法償還，建設銀行分行長表示最多可再延期十二個月，如屆時再不償還，將采取法律手段追討。
蔣旭東對蔣文正這樣說：“我們三個股東雖然不是農民出身，但我們都沒有現代化正規企業的工作經驗，我們也都沒有受過係統的工商企業管理教育，我們唯一的長處就是屢敗屢戰的創業精神和對市場商機的把握能力。”
2000年12月，A公司召開高層會議，特邀“吳師爺”列席，“吳師爺”說：“A公司發展到今天，技術和市場已經不再是問題，現在的最大問題是管理，毫不客氣地說，A公司現有模式是一種相當原始、粗放，農耕氣味十足的管理模式，部門設置不科學、業務流程不合理、部門職責不清晰、生產浪費嚴重、管理人才素質偏低，基本上沒有實現製度化、標準化、流程化管理，在企業發展初期階段，它的危害性還顯示不出來，而企業一旦規模擴大，它對企業的傷害就是致命的。這幾年之所以效益增加、規模擴大，唯一的原因在於上了智能電路係統控製器項目，而管理模式跟過去相比並無什麼改進，隻有技術革命沒有管理革命，A公司的高管中無一人真正懂管理，蔣總不過是初中學曆，過去隻是鄉鎮企業銷售科長，從來沒有從事過企業高層管理，其他人我就不說了。技術革命給企業帶來的進步是有邊際效應的，是有限度的，真正能帶來無盡效益的是管理，我們是多年老朋友了，不必忌諱什麼，恕我直言，你們是優秀的商人，但決不是優秀的企業家，如果企業年營業額5000萬以下，員工300人以下，以你們的能力完全沒問題，但企業一旦大發展時，以在座各位現有的管理能力就無法應付一個年營業額兩個億、員工1400人的中型企業了。”
蔣文正問到：“那你說現在怎麼辦？”
“吳師爺”說：“隻有一個辦法，就是實行職業經理人製，聘請有現代企業管理經驗的職業經理人擔任總經理，最好是有外資企業工作經驗。蔣總從總經理的位置上退下來，隻擔任董事長，由職業經理人按照現代企業管理模式對企業進行係統全麵的改造。當然，引入空降兵會冒很大的風險，但我們搜索一下A內部的子弟兵幹部，確實找不出一個有能力出任總經理的人才，引入空降兵也實為無奈之舉。據我所知，從1998年開始，浙江民營企業普遍都從珠江三角洲聘請中高層管理人才，珠江三角洲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是浙江民營企業的黃埔軍校，浙江民營企業幾乎都在引進空降兵，很多企業取得了成功，我建議A公司也走這條道路。但是，你們要有一定的心理準備，空降兵很可能水土不服，空降兵和子弟兵之間會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而且，老板也很難用傳統的辦法駕馭空降兵。”
麵對2000年“越生產越虧損、不生產虧損更嚴重”的四麵楚歌的窘境，回顧這兩年來三位股東盡管焦頭爛額、嘔心瀝血卻仍不見管理狀況好轉的事實，A董事會終於痛下決心：從2001年開始引進職業經理人，職業經理人到位之後，蔣文正從總經理位置上退下來任董事長，公司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現代企業管理製度，職業經理人任總經理，負責企業的所有日常工作。
會議決定：委托“吳師爺”的獵頭公司為A公司物色職業經理人，要求：40歲左右，碩士以上學曆，具有外資企業背景，最好有留學或國外工作經曆。
“吳師爺”意味深長且無不諷刺地說：“請來人才並不難，困難的是尊重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我做過獵頭服務的老板每個人一開始都聲稱自己是劉備，而諸葛亮來了以後，絕大部分人都變成袁紹了，都是葉公好龍。”
蔣文正充滿信心地說：“放心，我們一定尊重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我們永遠都是劉備，決不當袁紹。”
2000年，A公司銷售額從1999年的3億元下降到2億元，利潤率為-5%，員工從1800人下降為1400人，員工月流失率為10%。
第二節 德國海歸的“外企型”職業經理人
2001年元旦過後，“吳師爺”為A公司請來的海歸派空降兵、“外企型”職業經理人到位。
葉玉成，1964年出生，37歲，沈陽人，碩士學位，書香門第出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機械工程及自動化本科畢業，畢業後赴德國柏林大學攻讀MBA碩士學位。祖父曾留學德國學習機械製造，回國後在張學良的“奉天軍械廠”任工程師；父親曾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留學東德學習精密機械製造，回國後任沈陽某兵工廠技術副廠長。全家人有一種揮不去的德國情結，因此，葉玉成大學畢業後首選赴德留學。葉玉成26歲柏林大學碩士畢業，被德國沃爾夫斯堡市的大眾汽車公司總部聘用，負責公司總部中國市場策劃及管理工作，四年之後被派往上海德國大眾汽車公司工作，曆任分公司總經理助理、事業部計劃處主任、事業部執行總監，十年德國企業工作經曆，能熟練應用英語及德語。葉玉成是一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加民族主義者，留學時就有一種力促中華本土企業成長的實業興國雄心，心中長久的夢想就是親手把德國企業的先進管理模式移植到中國本土企業來，促進中國民營企業早日走進世界500強。正是這樣一種強烈的夢想讓他謝絕了德國上司的再三挽留和同僚們“民營企業是泥譚”的勸誡，帶著一種東北男兒的豪氣執拗地來到了A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