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十年殷墟發掘（上） 二、 第一次殷墟發掘
史語所剛剛成立，正欲“擴張研究的材料”和“擴張研究的工具”，殷墟發掘是一個難得的機遇。在當時，西方的近代考古學已傳入中國，中國的田野考古工作也在零星開展，像河南澠池縣仰韶村，北京西南的周口店等地的發掘，但主持者都是外國人，如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srssoh）、加拿大人步達生（Davidson Biack）、德國人魏敦瑞（J. F. Weideriench）、日本人鳥居龍藏等。這些人由於對中國曆史的陌生，致使他們對發掘出來的文物在判斷上經常出現大的偏差，並進而影響到對許多重要問題性質的正確認定。另外，田野發掘資料也都由外國人把持，中國學者很難自己拿來進行研究。因此由中國學者用科學手段和方法獨立地對古文化遺址進行考古發掘，也是多年來中國從事古代文化研究者的迫切願望。
傅斯年很快批準了董作賓的報告和計劃，決定對安陽殷墟進行發掘，並任命董作賓為發掘工作的負責人。李濟也曾分析道：“中研院特別委派他主持這次重大發掘的原因是，第一因為他是最早到安陽的；第二因他是一位河南學者，他的意見對河南省會教育界及鄉鎮人士有決定性的影響。在中央研究院從事田野考古工作以前，北平學術界曾在河南及其他地方嚐試過好多次發掘工作，但都失敗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地方人士強烈反對，所以在民國十七年至十九年前後這一時期，我們所麵臨的最困難的問題，就是如何說服地方學術界與中央合作。”
第一次殷墟科學發掘全體人員留影
至此，董作賓與安陽殷墟結下不解之緣，十年之中安陽殷墟成為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自始至終參加殷墟發掘的石璋如在《董作賓先生與殷墟發掘》所說：“大家都知道，董作賓先生是殷墟發掘的開山，是殷墟發掘的台柱。前七次發掘每次必與，後八次的發掘，也常往參加。他向前走一步，殷墟發掘則向前邁進一步，並且擴大一次。”並且總結出董作賓參加殷墟發掘，“在業務上搶先的拿到了四個第一：第一個第一，是主持第一次安陽殷墟發掘。第二個第一，是第一次到洹北大規模發掘。第三個第一，是第一次租用民房作團址。第四個第一，是第一次任古物保管委員會監察委員。”
經與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多次磋商，傅斯年爭取到一千塊銀元的經費，這筆錢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數目。董作賓赴上海與傅斯年會合，進一步商討實施辦法，擬定了購買照相機、測量儀、手鏟等器材，報請中央研究院與河南省政府聯係，報請蔡元培院長與河南督軍馮玉祥司令聯係，聘請專業人員等方麵的具體準備事宜。董作賓又趕到南京，拜會了中華民國大學院秘書長許壽裳，辦理了公函證件等有關手續，然後搭車到了當時河南省政府所在地開封。
董作賓到達開封後，遂向河南省有關部門出示了有關公函，講明了發掘殷墟的計劃，希望得到省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在洛陽等地曾多次發生當地百姓聚眾挖掘古物的事件，社會反響很大，影響也極壞，為杜絕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河南省政府曾專門製定了一個單行條例，通令在全省範圍內任何人都不得挖掘地下古物。由於有此條例在先，故對史語所提出的發掘殷墟之舉，河南省政府頗感躊躇。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大學院為此已分別致函河南省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又專門寫信給主持河南政務的馮玉祥總司令，強調了中央研究院的發掘與一般的挖古尋寶不同，河南省政府隻好提交行政會議解決。董作賓拜訪了河南省建設廳廳長張鈁、教育廳廳長查良釗等，多方做工作，講明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工作性質和安陽殷墟小屯發掘的意義。省政府最終同意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發掘計劃，並且派省政府科員張錫晉和教育廳秘書郭寶鈞兩人前往協助。同時，又通告安陽縣政府要妥善地保護挖掘工作，並專門出了告示，曉諭安陽地方民眾。
此時，董作賓聘請的測繪員李春昱、書記員趙芝庭以及事務員王湘等也相繼來到開封。發掘組於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７日抵達安陽，借居在袁世凱下野居住過的洹上村彰德高級中學校內，得到校方全力支持，校長趙質寰尤為關心，許多事情親自張羅操辦。董作賓又和郭寶鈞一起到縣政府辦理了公文，縣長趙信對此十分支持，並派縣自衛團官兵前往保護。小屯村長張學獻為發掘組招收了民工，一切準備就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