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十年殷墟發掘（上） 六、 “走上考古學的康莊大道”
１９３１年春，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到北京視察曆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全體人員熱烈歡迎。蔡元培發表了演講，對史語所成立短短幾年內所取得的成績，特別是安陽殷墟發掘的成果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讚揚。在北海靜心齋沁泉廊，蔡元培院長和大家合影留念，這是一張極為珍貴的曆史照片，董作賓題款“一個不可再得的盛大集會”。照片上有史語所所長傅斯年、董作賓和考古組的李濟、郭寶鈞、梁思永、王湘等，還有曆史語言和人類學組的趙元任、胡適、顧頡剛、徐中舒、馮友蘭等。一個個耳熟能詳的熟悉的名字，一副副栩栩如生的陌生麵孔，一瞬間定格了我國上個世紀３０年代社會科學的陣容，成為我國近代學術史上珍貴資料。
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同仁歡迎蔡元培時，曾有一張合影。關於這張照片還有一個趣聞，就是照片上除有名字的外，還有一部分人認不出來，史語所的有關人員找了好多學術界的老人也都不認識。海峽兩岸關係改善後，他們將照片放大洗好拿到大陸，請胡厚宣、張政烺等當年曾在史語所的老人辨認，仍無結果。後來經百歲老人石璋如回憶，原來蔡元培到北京後，各方麵的朋友都來探望，趕上了就參加合影。難怪現在人們認不出來，就是當時傅斯年、董作賓、趙元任等恐怕也不會全認識。
不久，經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和河南有關人士的努力，河南省古跡研究會成立，由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與河南省博物館等有關部門共同組成，負責河南地區的考古工作。研究會的委員由雙方分任，費用雙方承擔，委員長是河南省通誌館館長張嘉謀，工作主任李濟。董作賓和郭寶鈞、劉燿（尹達）、石璋如、趙青芳、韓維周等為該會的主要人員。河南省古跡研究會也先後在浚縣辛村衛國墓地、浚縣大齎店史前遺址、汲縣山彪鎮和輝縣琉璃閣戰國墓地等進行考古發掘，都獲得重大的收獲。
河南省和安陽縣政府也改變了態度，開始全力支持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安陽殷墟的發掘工作，派員督促協調和參加，還指定洹上村袁世凱的舊居養壽堂一代為殷墟發掘團的團址，從而使中斷了一年多的殷墟發掘得以恢複。
１９３１年春季，李濟主持的殷墟第四次發掘和秋季董作賓主持的殷墟第五次發掘是殷墟科學發掘新階段。首先是人員增加，陣容壯大，如石璋如所說“人員之多，盛極一時”。除李濟、董作賓、王湘等老考古隊員外，又增加了郭寶鈞、梁思永、吳金鼎、李光宇等人。河南省政府和安陽縣政府也選派關百益、許敬參、李百英等，河南大學選派教師馬元材、學生劉燿、石璋如參加了殷墟發掘。
郭寶鈞原是省政府教育廳秘書，自第一次參加殷墟發掘後，對考古事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時他離開了教育廳進入了史語所考古組殷墟發掘團，終生獻身考古事業，長期從事殷墟發掘。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成為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
梁思永是梁啟超先生的次子，１９２３年畢業於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後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１９３０年獲碩士回國，即進入中央研究員史語所考古組參加山東章丘城子崖和安陽殷墟發掘，特別是主持了殷墟後岡和洹北王陵區大墓的發掘，從而推動了中國近現代考古事業科學化規範化的進程。１９４９年以後，曾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中央研究院在安陽殷墟的發掘引起各界關注，在河南大學師生中更是反響強烈，學校邀請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專任研究員、校友董作賓等到校作甲骨學研究、殷墟發掘和文物保護知識的演講，更極大地激發了師生的興趣和熱情。當時還是河南大學學生的石璋如曾記述了董作賓演講的情況：演講在７號樓２０１大教室。
無桌的2０1教室可以容納較多聽眾，理工科學生也來聽講，聽講者多到沒有座位，隻好站著。董先生不僅說明安陽第四次殷墟發掘龐大的隊伍
發掘甲骨出土的情況，還當場在黑板畫上甲骨文字來說明……董先生的講演引起我的興趣，對我以後從事考古事業有影響。”陳存恭、陳仲玉、仁育德：《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第54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根據中央研究院與河南省政府達成的協議，河南大學教師馬元材、學生劉燿、石璋如參加了殷墟第四次發掘。
其次，發掘工作采用了更加嚴格的科學方法。為確立殷墟遺址的永久標點，把發掘區域劃分為A、B、C、D、E五個區，五區分別由經驗豐富、受過考古訓練的董作賓、郭寶鈞、梁思永等人負責。在發掘中注意觀察新現象，及時發現新問題。提倡大家討論，充分發表個人意見，以求得出正確的結論。對出土器物先在田野編總號，然後再分類編號。具體發掘方法原來采用卷地毯式，即將發掘區“整個的翻”，但此辦法工作量太大，做起來困難不小，於是就改為探坑法，在工作麵上每隔一米或數米平行開挖長十米、寬一米的探坑，發現遺存再全麵翻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