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十年殷墟發掘（上） 九、甲骨文分期斷代之研究
傅斯年曾指出：“許多傑出學者對甲骨文進行研究，但隻有四個成績卓越的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個作出貢獻的著名專家，由他率領學者們在前進的征途上向前邁步。實際上這些專家的著作都是綜合性的。這四部裏程碑的著作是：（１） 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王考》；（２）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３）郭沫若的《卜辭通纂》；（４）董作賓的《殷曆譜》。四部巨著中，董是其中兩部的作者。他的貢獻與其他的著作的主要區別是，他掌握的新考古資料為他的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礎。”
甲骨文的分期斷代是甲骨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人們準確利用甲骨文資料的前提和保證。郭沫若曾說：“無論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鑒別是最必要的基礎階段。材料不夠固然成大問題，而材料的真假或時代性如未規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還要更加危險。因為材料的缺乏頂多得不出結論而已，而材料的不正確便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比沒有更有害。”
所謂的分期斷代有兩層含義，一個是大時代的確定，一個是具體時期的劃分。早期的甲骨學家首先進行了甲骨文“大時代”的斷定，《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鐵雲也是甲骨學家，首先認定了甲骨文是“殷人刀筆文字”。“甲骨四堂”之一雪堂羅振玉認定是“夏殷之龜”，並訪知甲骨文確切出土地點是安陽小屯，更確定安陽小屯為晚商都城。觀堂王國維進一步明確甲骨文是“殷代後期從盤庚遷殷至紂辛滅國八世十二王這一段時間的遺物”。
但是，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多年的甲骨文仍是“混沌一團”，每片甲骨文究竟是屬於哪代哪世的商王，甚至是某一位商王前期後期的東西，這仍然是需要繼續探索的問題。也正如董作賓在《殷曆譜·自序》中所說：“舉二百七十三年之甲骨文字，熔於一爐而治之，雖有見於殷代文化之一斑，實無當於殷代信史之全豹也。”
羅振玉、王國維最早開始用卜辭中的“稱謂”，實際是以“世係”來判定甲骨文的具體時代。１９１７年王國維發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提出著名的“二重證據法”，把近代新史學的觀點和方法融入傳統的金石考據學之中，因此就較乾嘉以來的學者前進了一大步，使他在甲骨學研究中“最早地閃耀了以‘稱謂’判斷時代的火花”，但由於他還沒有能徹底突破傳統學術的藩籬，也就未能取得最終的突破。
與羅、王同時代的加拿大學者明義士也進行了以“稱謂”為線索的分期斷代研究。１９２４年他從小屯村農民手上直接購得的三百多片甲骨，將西方近代考古學的類型學理論運用於甲骨文的研究整理，有意識地以“稱謂”來劃分這批甲骨文，將其分為武丁、祖庚、祖甲、康丁、武乙幾個不同時代，這就比羅、王大大前進了一步。但明義士的研究當時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同時，也因為他沒有殷墟考古的實踐，缺乏第一手資料，掌握的資料也有限，因此也難以有更大的進展。這樣，“真正把近代考古學方法和理論引入到甲骨學研究領域，並完成係統之綜合分期斷代研究的曆史使命，自然地落到殷墟科學發掘的創議者和發掘主持者之一的甲骨學一代宗師董作賓的肩上。”
董作賓很早就考慮到甲骨文的斷代問題。１９２８年在第一次殷墟發掘中從三個不同區域裏分別出土了一些甲骨文，董作賓發現就字體方麵來看，“三區各自成為一組，各有特異之點”，在第一區第九坑中多為規整小字，也有雄偉大字；第二區第六坑中卻沒有小字的，但有一種較為細弱的書體；第三區第二十四坑書體與一、二兩區又大不相同。他由此受到啟發，開始由字體的演變入手醞釀分期斷代的依據和標準。他曾說：“我們假定殷墟是盤庚之都，到帝乙之世，已有二百餘年。這二百餘年中間，龜甲的用法，契刻的文字，都應有相當的變遷。至於他們先後的順序，也隻有向地層中尋找了。”
１９２９年在殷墟第三次科學發掘中，於第四區發掘到著名的大連坑，出土了“大龜四版”。四版之中原編號為３·O·１８６１（即《甲編》２１２２）龜版卜辭中，卜字之下，貞字之上有六個不同的字。此類字過去學者眾說紛紜，或以為地名，或以為事類，或以為官名，莫衷一是。董經過深入研究，於１９３１年完成《大龜四版考釋》，判定此類字是負責主持占卜的“貞人”，否定了原來的地名說和事類說；對易於混淆的官名也作了“以官為名”正確的分析，還認定商王親自主持占卜，指出：“可知其決為卜問命龜之人，有時此人名甚是官，則因古人多有以官為名。又卜辭多有‘某某王卜貞’及‘王卜貞’之例，可知貞卜命龜之辭，有時王親為之，有時史官為之，其為書貞卜的人名，則無足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