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複原南京與北美之行 四、 當選首屆人文院士
１９４８年國共兩黨的鬥爭已進入“大決戰”的關鍵時刻，國民黨的失敗已成定局。就在這種情況下國民政府召開了兩個會議，進行了兩個選舉：一個是“行憲國大”，選舉總統、副總統；一個是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選舉研究院院士。兩個會議兩個選舉有著不同的結果，“行憲國大”總統、副總統選舉營私舞弊、互相傾軋，加速了國民黨的矛盾激化、分崩離析；研究院院士的選舉較為公平公正，在中國近代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院士（Academician）源於Academy。Academy是古希臘傳說中的一位拯救雅典免遭劫難而犧牲的英雄，為了紀念這位英雄建立了一個以Academy命名的幽靜園林。學者們紛紛在園內講學，其後的許多學術團體都自稱“Academy”。院士的選舉是檢閱一個國家的學術陣容，是一個國家一個時代學術繁榮昌盛、政治穩定寬容的體現。
西方國家院士的選舉已有數百年的曆史，而我們國家在20世紀40年代末還是剛剛開始。“院士”之稱的確定也頗費心思，還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起初擬稱“會員”，覺得太“俗”，遂有許多提議，有“學侶”、“院員”、“院侶”等等，最後由傅斯年倡議稱“院士”，得到了吳有訓、竺可楨等評議員的大力支持，此議終獲通過。
這次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應當說是一件大事，然而紛亂的局勢令人憂慮，傅斯年在給胡適的信中就坦誠布公地說：“話說天下大亂，還要選舉院士，去年我就說，這事問題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大家不聽，今天隻有竭力辦得他公正、像樣，不太集中，以免為禍算了。”還提出在院士提名上要慎重，在自己畫像上題聯：
“以禮儀為安宅，棄名利如土苴。”
要客觀全麵，要注意保密。
中國第一次選舉院士的消息不脛而走，引起研究院各所研究人員和高等院校及其他學術機構團體人士的普遍關注，人們議論紛紛，不少人到處打探信息，也有人開始四處遊說。
素有“謙謙君子”之稱的董作賓對此卻處之淡然，他一生淡泊名利、與世無爭，他用甲骨文在一幅自己的畫像上書寫的題聯：“以禮儀為安宅，棄名利如土苴。”乃是他一生最好的寫照。１９２８年，他初入研究院史語所時，僅被聘為通訊員，而此時他已在河南大學、中山大學等著名高等學校被聘任過副教授和教授。對此他並不介意，為了自己所追求的事業而兢兢業業努力工作。１９２９年，史語所由“本土派變成洋派”，新來的李濟被任命為史語所主任，對此董作賓衷心擁護、毫無怨言，並精誠合作、鼎力相助。僅四年之後，董就被聘為專任研究員，這是對他的學術成就和工作的充分肯定。董作賓因其學術成就和謙虛誠懇的為人，而備受同仁尊敬，趙元任的夫人楊步偉曾回憶：“中央研究院的人常常稱什麼老什麼的，可是我們沒有叫過濟老，因為他做學生起頭認識的，所以叫濟之叫慣了，對他太太叫大李太太，因為還有一個方桂太太叫小李太太。對董先生則就叫彥老。”
毋庸置疑，２０世紀初葉中國學術界受“疑古派”的影響，不僅傳統的學術體係受到懷疑，就連國學學子也備受責難，“海龜派”和土派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曾有一則材料說，史語所的郭寶鈞之所以留在大陸未去台灣，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擺脫李濟另辟天地，因為在殷墟發掘時李濟每每用外文說話，給他難堪。此說並非空穴來風，郭寶鈞確實是一個很有遠見的考古學家，就連李濟也認可的“殷墟漂沒說”，是他首先懷疑推翻的。也有論者這樣評論董作賓的北美之行：“董就是在如此優越的條件下開始了留洋美國的生活，具有與傅斯年、李濟、梁思永同樣的留洋經曆，所不同者當時傅、李、梁為求學留洋，董氏是奮發自勵、事業有成留洋教學。”這也許是董作賓克服語言障礙等重重困難，堅持出國的又一個原因。
當董作賓得知自己被列入人文組考古學院士候選人之後反而感到不安，他更多的是考慮他人，考慮全局。１９４８年２月２日董從芝加哥寫信給主持人文組院士選舉工作的胡適說：春間中研院選院士，您必出席。關於考古學方麵，希望您選（梁）思永或（郭）沫若，我願放棄。因為思永是病中，應給他一點安慰；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這是早想托您的。這在古今中外相關的評選活動中，也是不多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