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遷居台灣與執教香港 一、 史語所“整體搬遷”(1 / 2)

第八章遷居台灣與執教香港 一、 史語所“整體搬遷”

1948年底,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後,國民黨的失敗大局已定。蔣介石侍從室主任、總統府國策顧問、首席秘書、號稱一代“文膽”的陳布雷多次苦勸蔣介石:“同共產黨舉行談判,早日結束內戰,國民黨或許還能坐半個江山。”蔣嚴詞拒絕:“即使談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隻有背水一戰,成敗在天了。”最終陳布雷自殺身亡,以死相諫。陳布雷之死使蔣家王朝人心惶惶,士氣低落,在知識界中引起的震撼尤為強烈。鑒於大陸已經無險可守,蔣介石決定著手經營台灣,以海島作為進退攻守,縱橫捭闔之地。

國民黨政府做出決定,科學教育界能搬遷的人、財、物盡量搬遷,以台灣大學為落腳點,圖謀發展。具體實施上將在南京的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等四家機構所藏的珍貴文物、圖書和曆史檔案,全部裝箱運往台灣;將中央研究院院士、各院校館所負責人、學術上有貢獻的學者等運往台灣。1948年秋傅斯年以“國內要做的事太多,豈可偷閑而安居異國?”說服妻子,將十三歲的兒子傅仁軌留在美國繼續上學,夫婦兩人回國,即被國民黨政府任命為台灣大學校長負責上述事宜的實施。他再三推脫不過,也隻好“跳這一個火坑”。

從1948年12月中旬,海軍部“中鼎號”軍艦開始裝運文物、圖書、檔案等物資,並派出一個團的兵力協助裝運。12月21日,滿載貨物的“中鼎號”拔錨起程,到1949年2月22日海軍部“昆侖號”運輸艦抵達基隆,兩個月時間四家機構運台物資共四千二百八十六箱。

物資好運,人員難行。1948年11月底,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奉命召開“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員談話會”,動員各所人員全部遷台。大多數人員表示不願隨遷,要留在京滬“靜觀待變”。社會所所長陶孟和更是堅決反對,公開頂撞說:“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仁商量,以多數人意見為依據。”最終決定不遷。朱家驊催逼,他給下屬鼓勁說:“朱家驊是我的學生,我可以頂他。他不敢把我怎麼樣。”

研究院下屬各研究機構中,隻有史語所較為積極,石璋如回憶說:“這時裝箱的材料不夠,數學所、物理所要蓋房子,買了批材料,這時數學所表麵要搬到南京,物理所沒有回音,史語所就把他們買來的材料作木箱。那時隻有史語所有預備搬遷的動作,其他所都沒有動靜。”陳存恭、陳仲玉、仁育德:《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第317頁。

董作賓1948年12月15日回到上海,21日就攜家眷登上了“中鼎號”,隨史語所第一批運台文物去了台灣。第二批包租的招商局“海滬輪”運載史語所的物資九百三十四箱,到第三批起運時,史語所已基本搬空,人員亦大部分去了台灣。至此,除梁思永、夏鼐、郭寶鈞、吳定良、逯欽立等少數人外,史語所人員和物資基本整體搬遷。

梁思永在北京家中養病,已不能遠行。史語所的元老、與董作賓一道第一次就參加殷墟發掘的郭寶鈞找到史語所後起之秀曾任代所長的夏鼐商量,頗有遠見的夏鼐說:“我們不要走,我們還有前途,我們留下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兩人就都留下了。逯欽立在李莊娶的妻子羅筱蕖,哥哥是共產黨員,受其兄的影響她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的外圍活動,堅決反對去台灣,夫妻倆留在大陸,後去了廣西。傅斯年還很失望地說,“原來你們跟著我,現在大難臨頭就想溜了。”

更讓傅斯年失望的是他的侄子,就是那位不苟言笑,“樂煥不樂”的傅樂煥,他在北大研究所畢業後留史語所,曾以《遼代四時捺缽考》獲中央研究院“楊銓獎金”(楊銓即楊杏佛,楊銓獎金是中央研究院人文科最高獎),後得英國文化委員會資助,到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獲博士學位。任憑老叔呼喚就是不給麵子,他堅持不去台灣而回到北京,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央民族學院教授,對中國少數民族曆史的研究工作做出突出貢獻。可惜“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摧殘致死,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得以平反昭雪,這是後話了。

史語所之所以會出現“整體搬遷”這種情況,分析其中原因,可能有三。

首先,史語所研究人員研究的對象大都是國寶級的文化遺物和文化遺跡,無論是甲骨文、青銅器、玉石器、陶器,甚至人骨標本,還是建築基址、墓葬等,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研究人員是離不開它們的。董作賓離不開甲骨文,李濟離不開青銅器,石璋如離不開殷墟建築基址,高去尋離不開殷墟墓葬等等,他們對這些“國寶”有著深厚的情感,正像董作賓在《殷墟文字甲編序》中所說:“每一片都是經我們親手挖掘出來,而又經摩挲玩賞過的,因此,我們對於這批材料,有著很親密的感情。”他們已將自己的命運和這些國寶緊緊聯係在一起。

董作賓在上海等裝船的時候,遇到他的老朋友魏輝廷(魏1928年於北大畢業,曾在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等校任教),他向老友交底:他是不願意跟著跑的,隻因這批文物他最熟悉,他經營二十年了,經他手從南京運到重慶,又從重慶運回南京,現在又往台灣運。他最後說:“責無旁貸嗬!自己離不開它們,到那裏安排妥當就回來。”董在南京最後見到他的同鄉、同學、好友,已決定留在大陸的史語所研究員郭寶鈞時,也曾談到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