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遷居台灣與執教香港 五、 訪問韓國、日本
１９５５年春，董作賓與“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和著名畫家溥儒，應韓國震檀學會邀請訪韓，爾後又訪問日本，這是其繼美國講學之後又一次重大的對外學術交流活動。震檀學會是韓國研究漢學和東方文化的著名學術機構，至今仍活躍在學術領域。一行於５月１１日由台北出發，經日本東京於１２日下午三時抵達漢城，到機場迎接的有震檀學會負責人、韓國著名學者李丙燾、李相佰、金庠基等人，韓國文教部官員、漢城市長、各大學代表、台駐韓“大使”和華僑團體等。在韓期間，朱家驊作了題為“中西文化接觸以後”的演講，董作賓作了題為“殷墟考古”與“漢字探源”兩場講座，溥儒也作了題為“中國文化的特征”與“書畫論”兩場講座。韓國震檀學會主要負責人董作賓和朱家驊、溥儒出訪韓國，五位博士親自陪同，參觀訪問了漢城大學、成均館大學、延禧大學、高麗大學、梨花女子大學和東國大學等，還由東道主安排參觀了韓國故宮、國立博物館，並專門安排赴慶州遊覽參觀。
慶州曆史悠久，風光秀麗，是世界聞名的大古都，曾是新羅王朝的首都，也是韓國古代文明的搖籃。慶州地上地下文物遍布，可謂是沒有圍牆的曆史文化博物館。董作賓一行參觀遊覽了新羅時代的佛國寺石窟庵，著名的“慶州三奇”：金尺、玉笛、神鍾等。他們深感韓國曆史文化之悠久和古代中韓兩國文化交流之頻繁。董作賓興之所至，利用自由活動時間，由翻譯李遠植同學陪同，還到佛國寺附近的農村進行了一番考察，感到與自己的河南老家還很相似。
董作賓對漢城大學所收藏的甲骨文進行了鑒定考釋，寫出《漢城大學所藏大肩胛骨刻辭考釋》，後發表於《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二十三本下冊。
為了表示對客人學術成就的肯定和尊重，也為了進一步加強交流合作，漢城大學決定授予董作賓、朱家驊和溥儒漢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董、朱、溥一再表示辭謝，但盛情“卻之不恭”，隻得客隨主便。據董作賓事後記寫：“這一次漢城大學把三張‘學位證’送給我們，是他們國家的榮典，是一份偉大的禮物，絕不能看作所謂‘秀才人情’。”漢城大學在校長室的院中，舉行了隆重的儀式，漢城大學總長、韓國文教部長官、台灣駐韓“大使”、大學院院長和各大學服禮服，戴方帽的教授、博士四十餘人出席。總長、院長、文教部長官先後致詞，總長授予“學位證”，朱家驊致辭代表答謝。當他們三位穿戴上博士衣帽步入禮堂時，溥儒悄悄地對董作賓說：“不穿這種禮服，已經是三十年了！”董作賓心中暗暗想：“真慚愧，我是六十歲的人了，像今天這樣的袍笏登場，還是第一次呢。”
離開漢城途經日本東京返台，原計劃不作逗留，不料朱家驊院長突然病倒，日本甲骨學界利用這個機會邀請董作賓訪問交流。除中國之外，日本是世界上收藏甲骨文最多的國家，對甲骨文研究也頗為重視。早在甲骨文發現之初，日本學者林泰鋪、田中慶太郎、後藤朝太郎、內藤虎次郎、飯島中夫等就進行甲骨文的收集和研究，並取得不少成就。林泰鋪的《龜甲獸骨文字》《殷墟遺物研究》等著作，在甲骨學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到二三十年代，新城新藏、浜田耕作、水野清一、下中彌三郎、梅原末治等也都從事甲骨文的研究和收藏，學術陣容壯大。
董作賓在東京東洋文庫作了題為《殷代甲骨文與古代文化》的演講，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作了題為《殷墟發掘》的演講，並參觀了日本所藏甲骨。講演使用幻燈片，真實地再現殷墟發掘實況，演講後還進行了麵對麵的討論，很受學術界歡迎。董作賓毫不掩飾地談到日寇侵華中斷了殷墟發掘計劃，造成無以彌補的損失。在談到YH１２７甲骨坑的發掘時，不無義憤地說：“第十三次發掘安陽殷墟時，當時龜片與泥土是結在一塊兒的，重約數噸。當時我們就將這塊笨重的東西原封不動地運往南京。在南京就其發掘出來的原狀塑了一個模型，不久，‘七七’事變爆發了，我們即將所塑的模型埋在南京而發掘出來的原物卻隨著中央研究院運往後方，途徑南昌、重慶而至昆明，由於沿途上下的搬運及汽車的顛動，龜片多已破碎不堪，在四川時，我們的時間多花在把這些碎龜片湊起來的工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