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油田呆的時間長了，補鞋匠認識了不少的朋友，包括油田裏那些有職位的領導。他從中得到了一個信息，油田裏最容易壞的並不隻是鞋，而是閥門。鞋壞了，還有他這個鞋匠修補，閥門一旦壞了，就麻煩了，很難找到配套的，往往因為換掉一個閥門便不得不換掉整個一段輸油管，實在是太浪費了。言者無心，聽者有意。補鞋匠靈機一動，問：“如果我能夠給你們提供閥門，你要不要？”油田領導說：“你能提供閥門？那太好了。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於是，這個補鞋匠將那些壞了的閥門托運回溫州，又找到相關的廠家進行生產，他自己的身份也就轉成了推銷員。如今溫州的閥門市場極為繁榮，這自然是離不開這些潛在的推銷員的功勞。
溫州的製鞋行業也是這樣形成的。眾所周知，溫州鞋曾經一度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是溫州假貨的代名詞。直到今天，人們提起溫州便想到溫州鞋，一言以蔽之地稱溫州為製假基地，甚至能說出溫州很多的製假傳奇。如今，市場上到處可見溫州鞋。認真研究溫州鞋的發展曆史便可以發現，其之所以能夠發展到今天這樣的規模，溫州鞋匠功不可沒。
溫州鞋和上海鞋、廣東鞋的發展模式完全不同。上海鞋的發展可以說是曆史的積澱。早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鞋業便開始起步，一度成為中國鞋業的標誌，人們都以能穿上海鞋為榮。廣東鞋起步於改革開放之後，主要是引進台灣技術和設備。尤其是1990年之後，大量的台商進入廣東設廠，搞來料加工，產品外銷。隨後，其生產能力大大超過了外銷，也開始大量出現在內地市場，一度占有很高的份額。而溫州鞋不同，是完全的自主品牌，是由當地的鞋匠做起來的。
溫州鞋匠奔走全國各地，最初他們隻是補鞋。當時人們都以擁有一雙皮鞋為榮，可市場上的皮鞋以上海貨為主，一雙幾十元錢，相當於一個月的工資，非常之貴，一般人買不起。這個潛在的消費群體啟發了溫州鞋匠，他們開始自己製作皮鞋，保證質量的同時，價格比上海皮鞋便宜很多。
溫州鞋匠們零星製造的皮鞋取得了較好的市場反映，便有人不再從事補鞋，而是轉向設廠製鞋。溫州鞋業就這樣漸漸發展起來了。
另外，還有樂清的縫紉業。當年有許多人挑著縫紉機在全國遊動，哪裏對這一類“盲流”打擊力度較輕他們就出現在哪裏。後來，這些縫紉師傅落地生根，在各地建起了數以萬計的鋪子，大的地方像北京、上海，遠的地方像內蒙、西藏，都有溫州商人的縫紉鋪。早期的賺錢方法十分原始，主要靠來料加工。人家送料過來，他們會仔細裁剪，以省下那麼一點布料，再製成衣服掛在鋪子裏賣。由於頗受歡迎，他們便想方設法收購布票，自己購布製衣服。布票放開後買布容易了，這些縫紉鋪迅速變成了前店後廠的服裝廠。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樂清一帶出現過一個奇觀：到處都是服裝裁剪學校，每家都人滿為患，所收錄的學生也就是當地的農民，通常學習三四個月，也不需要結業證。從這些學校出來的學生迅速奔赴全國各地，開起了縫紉店，不少人後來辦起了服裝廠。
當然，從事民間手工藝的並非隻有溫州人，補鞋的、縫紉的、修表的、理發的，全國各地都有。像溫州商人一樣，他們先是單幹，然後擺上個小攤，開個小門麵，漸漸發展成為加工廠，產品在一定範圍內享譽盛名。這類企業在全國多如牛毛？可是，這些企業為什麼沒有發展成為紅蜻蜓、莊吉呢？這些手工藝人為什麼沒有成為南存輝、胡成中、鄭元忠、錢金波呢？
讓我們再看一個現象，全國各地都曾大肆修建市場，希望像溫州一樣建成各類商品集散地。可大多數市場廠房蓋起來了，卻空在那裏，最後他們找到溫州商人前來承包，沒多長時間他們卻取得了成功。外地人對溫州商人辦市場的能量感到不解，許多人覺得這是因為溫州商人聰明、精明。或許，這確實是成功要素，但其背後顯然還有更為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他們有一個由推銷員組成的商業網絡。有產品沒有渠道，不可能有太大的發展。對於中國其他地區的手工藝人來說，發展的最大瓶頸正是渠道，沒有像溫州那樣一支強大的推銷隊伍。溫州有30萬推銷大軍，30萬人站在一起將是一個怎樣壯觀的場景。難怪，溫州製造落戶於世界各地。這就像一個巨大的網，將每一處的財富，網到了溫州商人的口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