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虎身上有一個似乎天生的爭強好勝的性格。周大虎說，這種性格的養成與他早年坎坷的經曆有關。周大虎1952年出生於溫州，文革期間，周大虎的厄運接踵而來，父親被打成“右派”，母親下放到鄉下郵電所，他一度幸福的童年就宣告結束了。而且隨著家庭的這種變故，周大虎的生活和學業一下子變得舉步維艱。
初中畢業後的周大虎就到溫州農村插隊了。後來，回到溫州的他，迫於生計又跑到江西、安徽、湖北等地流浪。直到1976年，25歲的周大虎才頂替母親進入溫州郵電局工作，結束了他的流浪生活。但是，野心勃勃的周大虎，在1985年前後，看到不少溫州人做打火機賺了大錢，於是他就有了放棄郵局的工作，想加入到這一行來的念頭。1991年，恰逢周大虎的妻子所在的溫州汽水廠破產，領到了5000元的安置費後便賦閑在家。於是，周大虎就依靠妻子的這筆安置費，招了三五個工人，將自己40多平方米的家騰出一間做廠房。工作之餘，周大虎還替妻子跑銷售，結果，他發現打火機市場利潤豐厚。於是，一年後他幹脆辭職，把全部心思放在了打火機上。那時為了創業，周大虎一家人隻能住在簡陋廠房的小間裏，上麵還搭了小閣樓，僅7平方米，四麵無窗，正讀小學的兒子有一次竟在睡夢中摔下來。一日三餐，吃的是門口的飯攤兒。平時洗澡，和工人共用一個水龍頭。家裏沒有衛生間，天天要跑到百米外的公共廁所。
周大虎在這樣的艱苦環境中整整奮鬥了五年。周大虎後來回憶這段創業的日子說：“我最愧疚的是對我兒子，閣樓爬了五年。五年啊，就連小狗也會被憋瘋的，何況人啊！”正是憑這樣一種拚了命的野蠻勁頭，虎牌打火機才以高品質擊潰了一直稱霸於打火機市場的日本人。就在周大虎進入打火機行業沒多久，溫州打火機市場進入了瘋狂狀態。1993年的上半年，溫州從原先的一兩百家打火機廠急速發展到三千家。因為溫州打火機隻要十元錢，而日本、韓國這些國家生產的打火機要三百到五百元。價格相差實在是太大，所以溫州到處是前來收購打火機的老外。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短視廠家都想趁火打劫，快撈一把，因而有些人便生產劣質打火機。但周大虎知道市場經濟誠信為先，堅持保證產品質量。當時，按照周大虎的質量標準，工人一天最多隻能做150個打火機，而生產劣質打火機的廠家可以做到500個。工人的薪水是按件計算，所以在周大虎那裏工作的工人薪水自然就少，100多個工人跑個精光。同樣，因為他需求量小，上遊的供應商也不願給周大虎供貨。1993年上半年，周大虎賠進了前兩年的利潤，還差點破產。“屋漏偏遭連夜雨，船慢更遇頂頭風。”在工廠陷於停產困境的時候，周大虎在一個星期內，接連出了三次車禍。但周大虎沒有氣餒，重新招聘工人，並對他們進行培訓。
這時，吃夠劣質產品苦頭的外國商人開始將目光盯住周大虎。周大虎的訂單一下子多起來了，他的打火機廠一天隻有5000多隻的生產能力，卻能夠接到十倍以上的訂單。而原先3000家打火機廠家，如同秋風掃落葉，紛紛倒閉。周大虎依靠誠信達到了產品與市場的默契，大虎打火機有限公司沒有一名推銷員，沒有一分錢的廣告支出。憑借質量和信譽，周大虎成功了，但是成功之後的他又開始不滿足於在國內市場的暢銷，這隻溫州虎又想到國外走走了。
周大虎為了開拓海外市場，他每到一個國家都會去熟悉當地政策、文化背景、消費水平，還要熟知當地的法律規章，甚至找律師。現在，周大虎的“虎牌”打火機暢銷國內並出口7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為溫州打火機行業的龍頭企業。其生產的金屬外殼的“虎牌”打火機，則占到全球打火機市場90％的份額，並已擊垮了日本、我國台灣、我國香港三大打火機生產基地，使當地90％以上的廠家倒閉。
正是因為溫州的打火機競爭力實在是太強，所以總是在世界上遭到別人的阻難。2002年6月23日是周大虎無法忘記的一個日子，因為那天他收到了歐洲打火機協會正在擬訂反傾銷方案的提前通知書。
一時之間，這個嚴峻的問題擺在了周大虎的麵前，怎麼辦？是打官司，還是逆來順受？“野蠻”的周大虎斷然放棄了後種選擇，既然歐盟要製裁我們，我就是不服氣，一定要打官司，但是這種“反傾銷”案件，政府是不能出麵的，所以周大虎要想打贏這場官司隻有靠自己了。於是，他召集了所有的溫州市煙具行業協會的會員，商討此事。大家也一致同意打官司，可是錢從哪裏來？周大虎看到大家都有些猶豫，作為會長的他率先捐出了10萬元，隨後很短的時間之內，大家就湊了300多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