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人被夾在中間，被激發了一個絕境求生的野性。他們被迫采用實用主義，想方設法生存下去。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什麼人？是一無所有的、處於社會最底層的窮人。富人怕打仗，一場仗下來，自己半輩子的心血就付之東流。窮人怕嗎？他們也怕，可一旦沒有路走，就已經沒有什麼可怕了。一個人明知是死，肯定會最後一搏，也最沒有顧忌，有什麼好擔心的？這就是溫州人的草根性的根源所在。
越窮的人越具有革命精神，他們的膽子比富人大，他們本來就一無所有，失敗了大不了還一無所有。而富人就不同了，因為他們擁有地位和財富，所以他們顧慮很多，他們總是擔心如果失敗了，自己將會一無所有，這是他們最為擔心的。所以，富人的革命魄力要比窮人小。溫州人因為貧窮，所以才會為了財富鋌而走險。當年，沿海壁壘一除，走私迅速成風，並且傳遍全國。第一波走私大潮的起點是潮汕和溫州。潮汕和溫州都有地緣優勢，潮汕靠近香港，溫州靠近台灣。與溫州隔海相望的一些島嶼，由於兩岸的人都可以在上麵自由活動，便成了走私的交易所。參與走私的多半是當地的漁民，他們利用漁船將走私品弄進來，在沿海的樂清、蒼南兩縣的一些漁村裏上岸，然後偷運到鎮上去兜售；這兩個縣一些鄰海的鄉鎮便成了走私品的集散地。最初，這種走私行為可能是自發的、散兵遊勇的，由於走私品大受歡迎，迅速打開了市場，漸漸形成了走私團夥，開始了公司化操作，有專門的隊伍走私，也有專門的班子銷售。走私畢竟是要受打擊的，溫州人不會笨到一條黑道走到底。
溫州的走私風大約從1977年前後開始，到1978年盛行，直到1982年前後餘風仍然強勁。如果說走私最瘋狂的時候隻有一年多，大概比較準確。而所謂“最瘋狂”一定要有一個界定，即所有漁民均放棄了自己的正業，參與走私。有人認為溫州人不再走私，是因為“覺悟”了，因為有了市場經濟。這種說法是有很多虛空的。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隻要有利可圖的生意，就一定有人做。某一種生意絕跡了，絕對不會因為他們學習什麼提高了覺悟，而是因為市場消失了、不在了。不是溫州的走私消失了，而是在全國範圍內某些產品的走私市場消失了。
全國走私高潮時，走私品的名類雖多，卻非常集中，主要有電器、手表等生活用品。電器類的主打產品是三洋牌收錄機，後來發展到電視機、電冰箱已經屬於大件了。手表有兩類，一是電子表，一是全自動的機械表。電子表的品牌很多，價格也極便宜，十幾元便能買到一塊。全自動機械表以東方表為主。當時中國最有名的手表是上海牌手表，每塊120元，一個普通工人需要省吃儉用好幾年才能買得起一塊。可走私東方表的售價隻有60元，性能比上海表好，外觀更漂亮，還不用每天上發條。
幾年後，錄音機潮流過去了，市場漸趨飽和，加上國內正通過正當渠道進口以及自行生產，相比而言，走私的成本要高得多。於是，收錄機從走私市場上消失了。其他的走私品，像化纖布、折疊傘之類，太容易生產了，這個市場也消失了。走私表似乎還有一定市場，可人們也逐漸發現走私表中有很多是假貨。走私最依賴的因素便是市場，市場一旦消失，走私自然也就銷聲匿跡。
上世紀80年代初，國內的走私市場仍然存在，而且很大，但品類選擇已經有了極大的變化。此時最為緊俏的有兩大類，一是家用電器如電視機、電冰箱等，另一類是汽車，這不是一些小漁船就能完成的，必須用大的集裝箱運輸。
早期走私的都是小件物品，在漁船上修一個夾層，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一旦走私品的貨件過大，惟一的辦法便是利用海運船隻的馬力和海運距離的便捷。此外，還要考慮上岸後的公路運輸條件。像溫州這種地方，每走幾百米就是一條河，又沒有橋，需要擺渡，弄一個大集裝箱肯定會被發現。溫州就是因為不符合上述條件最終被走私團夥拋棄的，後來走私汽車高峰的時候為什麼集中到了山東，連廣東都被放棄了，也是交通因素。
溫州人就是這樣通過走私的野蠻方式掘到了發家的第一桶金，為他們日後的創業經商奠定了一定的資金基礎，這些類似梁山好漢的草莽英豪們無疑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產物，這隻能說明溫州人的成長軌跡中充滿了江湖味道和野蠻色彩。
2頂風作案善打擦邊球
膽大包天的溫州人，有超前的改革精神和敢為天下的魄力。溫州人第一個在國內搞股份合作製，這在現在算不上什麼稀罕事，但在當時政治極為敏感的時期，無疑是驚人之舉，弄不好是要掉腦袋的。但是溫州人冒著巨大的壓力勇敢地邁出了第一步。這等的膽量，的確讓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