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89年代，中國改革開放進一步貫徹執行，溫州湧現了大量的股份合作企業，它主要是在家庭個體工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眾所周知，溫州農村家庭工業相當發達，在經曆了幾年的發展之後，這些小的家庭作坊已經有了一定的資本積累，於是就想進一步地擴大規模。在這種情形之下，兩個或多個家庭工業進行聯合發展，就能夠更新設備、擴大生產規模，使它們的經營更上一層樓。這種聯合充分展現了溫州人的創造性，他們以資本入股的方式進行組合，無形中形成了一種新型的企業組織製度。這種組織製度，兼有股份和合作的雙重因素，在當時“姓資姓社”的特殊政治背景下，股份合作製由於帶有“合作”成分，在政治和經濟的邊緣打了一個擦邊球，最終得以歸入到公有製範疇，逐漸為社會廣泛接受。像任何新事物的出現一樣，股份合作製的確立經曆了一個曲折、坎坷的曆程。
甌海登山鞋廠就是在溫州出現的第一家股份合作企業。1985年春，以李岩壽為代表的十幾位農村家庭企業主為股東一方，最早從外貿單位“下海”有著豐富外貿經驗的張慶勇作為股東的另一方，雙方資本入股組合成甌海登山鞋廠。這一舉措使得此廠迅速發展，很快成為當時溫州最大的出口民營企業。
事實勝於雄辯，溫州人隻要企業能夠壯大發展，隻要是自己誠實勞動所得，他們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膽地發展下去。於是，隨著甌海登山鞋廠聯合後的巨大的發展，到1986年，溫州市一共有10413家股份合作企業，年產值13.61億元，上交稅利達9124萬元。但是這種民間新事物的迅猛發展，必將引起有關部門的強烈關注，因為當時的國家法律規定，隻有國家、集體、個人三種企業性質，那麼，這種民間的個人聯合或合夥經營到底算什麼？這種新型的經濟形態不僅被指責為“非驢非馬”，而且有的人還為此遭受牢獄之災。
比如，在1985年的柳市就發生了這樣一件經濟案件：“紅帽子企業”柳市物資儲運服務站的兩個合夥人分掉了8萬元利潤，第二年6月，他們為此被刑事拘留，後又以貪汙罪判刑。此事在溫州形同大地震，因為在當時的溫州像這樣戴“紅帽子”掛戶經營的企業約有10萬戶。這些掛戶經營者驚慌了：“名為集體，實為合夥。”到底按名計算，還是按實計算？很顯然，溫州農民的“企業製度創新”已超越了法律的範疇。
麵對這種情況，溫州政府在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後明確表態：不能把個人合夥企業當作傳統意義上的集體企業處理。於是，法院很快宣告這兩個農民無罪。這一判決就相當於默許了股份合作這一新生事物的合法性。
1986年，溫州誕生了第一家規範化的股份合作製企業——蒼南縣橋墩門啤酒廠，當時的縣委領導對這家企業的態度是：不敢聽，不敢說，不敢看。但實際上他對這個廠子是相當的關心，換句話說，也是非常擔心這個廠的發展和命運。20世紀80年代的橋墩可是有名的窮地方，工業相當不發達，人們感到生活沒有出路，連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沒有著落。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急切地想找尋一條出路，於是想到了辦工廠，這就是蒼南縣橋墩門啤酒廠最初興建時的動機。實際上這家廠子在1985年就已經開始籌集資金、準備建廠了。
溫州人就是這種態度，認準了一件事說幹就幹。於是，為了籌集這個3000噸級的小廠預算的38萬元，橋墩人分了80股，每股5000元，共40萬。但是在1985年，對貧困的橋墩人來說，5000元也是相當可觀的，一般的人家一下子是拿不出5000元的，因此，半股也有，3人湊一股也有，終於湊足了近40萬。可是開工基建時又在資金上出現了很大缺口，實際上建成工廠需要120萬，這80萬的資金從哪裏來？用廠長的話來說，這些錢與其說是借來的，不如說是“騙”來的，娶媳婦的錢也“騙”來，建新房的錢也“騙”來，這樣子才有這家啤酒廠。這件事情在縣委書記的心中一直沉甸甸地裝著，他不敢聽，就是因為在當地那麼差的經濟條件下，一下子從老百姓那裏籌集到了一百多萬的錢，一旦有個閃失，那可真的承受不了，於是他不敢聽彙報。不敢說，是因為當時的啤酒產業結構已經趨於飽和，不想讓他們辦廠，但是他們迫於現實的生活需要，又需要建個廠，而且大家的熱情很高。不敢看，是因為一到現場就要表態，但這在當時的情況下小小的縣委書記還是不敢輕易表態的。但是，誰也想不到，就這樣一家讓縣委書記望而卻步的廠子，竟然憑借自己頑強的毅力和溫州人特有的團結野蠻地生存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