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7日，美國著名谘詢公司美世公司（Mercer）發布了《2009年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調查報告。報告顯示，日本首都東京超過2006～2008年的“三連冠”莫斯科，成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中國首都北京的排名躍居前十，香港、上海、深圳、廣州排名前25位。在這份調查報告中，調查者選取了全球六個大洲的143座城市作為調查對象，對各個地區200多個項目的花費進行了比較，其中包括住房、交通、食品、服裝、家用品、娛樂消費等。在比較過程中，調查人員將美國生活費用最高昂的城市紐約作為評判標準，其指數為100，其他城市的指數都同紐約對比。第一名東京的指數為143.7，最後一名約翰內斯堡的指數為49.6，前者幾乎為後者的3倍。
在這份排名榜上，位於前25名的城市大多屬於發達國家；而在這“25強”中，中國內地城市就占據了四個席位。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有四座內地城市入圍前25名不是一個合理的現象。
在生活成本升高的前提下，城市中的兩類人群明顯呈現出了不同的生活狀態。以北京為例，城市經濟的發展確實有了長足的進步，大多數本地人口由於住房有保障，並且社會保障很齊全，個人收入也隨著經濟增長而提高。因此，生活成本的提高對他們不會帶來太多的壓力，他們的生活質量得到了提升。但對於在北京工作的外地務工者而言，收入增長速度趕不上生活成本的提高速度，這使得他們的壓力越來越大，生活質量也會因此受到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計算生活成本必須考慮不同地區的物價指數。比如一斤西瓜在國內賣一元多，但在東京需要花費八元多人民幣。難道人家的生活質量就沒有我們高嗎？事實並非如此。在日本，除了房價，各個城市之間日常生活消費的費用標準差別不大。比如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每個月花費一般不會超過8萬日元，相當於5600元人民幣。等到本科畢業找到工作後，月薪大約在1.6萬元人民幣左右，交完房租並付掉生活開支，一個月可以剩餘1萬元人民幣。
假設一個人漂在北京，他一個月最基本的生活費用應該達到多少呢？我們不妨舉一個北漂族的具體例子。小黃在2008年大學畢業後隻身來到北京，在中關村的一家私營企業找到一份工作，月收入大約3000元。小黃在朝陽區某地與他人合租了一套二居室，一個月的房租為1500元。小黃的早餐需要3元，午餐需要10元，晚餐需要10元，每個月的食物消費大約700元。每天的交通費大約需要5元，因此一個月的交通費大約150元。每個月日常用品費和服裝費用大約400元。此外，手機通信費大約需要100元。我們綜合一下這些花費，一共2850元。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計算並沒有包括他的交際費用以及娛樂費用等，如果將這些也考慮進去的話，小黃真的“入不敷出”了。小黃的花費高嗎？其實這是最基本的生活費用了。
為什麼身在發展中國家的我們，會“享受”著發達國家的生活成本呢？我國正處於改革開放後30年高速發展的積累期，各地在城市化進程中，所需的生產要素很大部分都向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大型城市集中。這些要素包括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大城市在日漸繁華的同時，流動人口也大大增加，物質消費需求和住房需求也越來越大，這些推高了城市的生活成本。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裏工作、生活的人，有50%以上都是外地人口。在戶籍製度的保障下，本地居民的生活質量隨著城市發展迅速上升，但外地人的生活質量並不同步。對於很多流動人口來說，城市隻是一個打工站，而不是一個適合生活的地方。
就目前來看，在北京等大城市要降低生活成本沒有立竿見影的方法，政府應該通過一些經濟手段控製房價及房租，減少其占勞動者收入支配的百分比，並盡量給外地務工者提供更完善的社會保障製度，才有可能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
【知識鏈接】
消費者信心指數
20世紀40年代，美國密西根大學的調查研究中心為了研究消費需求對經濟周期的影響，首先編製了消費者信心指數，隨後歐洲一些國家也先後開始建立和編製消費者信心指數。
消費者信心指數是反映消費者信心強弱的指標，是綜合反映並量化消費者對當前經濟形勢評價和對經濟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預期以及消費心理狀態的主觀感受，預測經濟走勢和消費趨向的一個先行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