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對現實問題的解釋
奧爾森具體考察了分利集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西方國家興衰的影響，並根據以上推論得出結論：允許自由地建立各種組織而又長期沒有動亂或入侵的國家，其經濟的增長受分利集團的阻礙和危害也就更嚴重；極權主義政府或外來入侵者削弱或廢除了分利集團的那些國家，在建立了穩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後，其經濟就會相當迅速地增長。例如，日本和西德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敗國，在戰爭結束後，盟國的占領者取代了兩國原來的極權主義政府，並清理和消滅了各種極權主義組織。動蕩和戰爭使德國、日本的分利集團銳減，從而利於戰後經濟的快速增長。這一結論同樣可以用來解答為什麼法國在外來侵略和政治不穩定的因素之下，卻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經濟保持了較快的增長，因為這些因素阻礙了分利集團的發展。法國基本政治一次又一次的大變革必然深化分歧，這種分歧的深化又進一步削弱分利集團的發展。分利集團的活動導致國家衰落以英國最為典型。大英帝國在統治穩定、沒有外敵入侵及革命動亂的情況下，國內經濟的增長卻遠遠遲緩於其他西方，其社會背景正好成為奧爾森理論的論據：英國具有非常強大的特殊利益，產業工會、專業團體、農民組織以及行會及其生命力都是令人矚目的，隨著時間的增長，這些不斷強化的分利集團患上了嚴重的機構僵化症，以致適應變化的步伐變得十分緩慢。
本書在對分利益集團的研究中還發現了一些特例。初看之下，瑞典和挪威這兩個國家的經驗似乎與本書的理論相悖。為此，奧爾森總結出“狹隘性特殊利益集團”與“廣泛性特殊利益集團”的根本區別：前者的自身利益與社會的繁榮關係不大，因而存在強烈的激勵企圖通過損害社會利益來提高自身利益；後者自身利益與社會的繁榮緊密相關，因而在爭取收入再分配時比較有節製，注意減少對社會利益的危害。瑞典和挪威的工會組織與英美的行業性工會組織不同，這些工會組織是全國性的組織，涵蓋麵很大，屬於“廣泛性特殊利益集團”，對宏觀經濟有明顯而直接的影響，因此，它們在采取行動時就對國家利益比較照顧，使得兩國取得了較快的經濟增長率。
總之，國家的興旺是因為集體行動的失敗，分利集團沒能克服障礙而尚未組織起來，沒來得及對國家和社會造成損失；而國家的衰敗是因為集體行動的成功，分利集團具備了集體行動得以實現的條件：存在“選擇性刺激手段”、集體成員不對稱，擺脫了集體行動的困境，結果阻礙了國家經濟增長。
在最後幾章裏，作者從分利集團受到限製、管轄權統一和自由貿易的角度解釋了歐共體的建立及各國經濟的迅速增長：管轄權統一取代了地方分割，使行會等分利集團失去了壟斷和影響；貿易限製從社區上升到國家層次，使關稅壁壘的長度減少許多，從而促進了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然而，作者又進一步指出，隻有貿易自由和要素流動還不行，必須同限製分利集團的措施相結合，才能保證經濟的快速增長。例如，半個多世紀來印度一直奉行自由貿易政策，但由於存在著以種姓等級製度為特征的分利集團的抑製，所以，並未能獲得經濟的繁榮。對滯脹、失業、經濟周期等問題，作者在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甄別的基礎上，也力圖提出具有創見性的見解。他仍然從分利集團的角度進行了解釋：分利集團決策緩慢，使決策日程日益紛繁，從而引起工資和價格的“黏性”，使社會壟斷性增加，市場無法結清，從而導致失業增加、社會總收入減少、需求下降，最後導致經濟的衰退和蕭條。
四、簡要評述
本書所闡明的理論和方法是一種重要而獨特的分析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的理論框架。依憑現代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前提，即理性行為假定，使用現代經濟學的規範和方法，作者得出了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是製度因素而非技術因素的結論。作者討論的主要是發達國家進入現代社會以後的經濟增長和國家興衰問題，雖然產權問題已經解決，基本的製度條件已經具備，國家製度及其活動也大致定型，但社會各個利益集團的活動突現出來，他們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直接影響和決定著社會發展動力的分布和方向，因而對其行為和作用的考察，就成為說明經濟增長和國家興衰問題的一個關鍵。
但是，本書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忽略了國家的能動作用和分利集團之間的製約作用。有學者認為，在分配領域中分利集團與國家的關係上，國家是能動的主體，分利集團是被動的客體，即主動權是掌握在國家手裏的，可以說分利集團對社會的發展作用取決於國家的體製建製和政策導向。重視這種製約將有助於對問題的進一步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