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亥俄州托來多城，同樣情況促使林業部的管理人J·A.斯維尼對噴藥采取了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那兒從1953年開始噴撒，持續到1959年。斯維尼先生注意到在噴藥以後棉楓鱗癬的大規模蔓延情況要為嚴重了，而此種噴藥以前始終是被“書本和權威們”所推薦的。他決定親自去檢查對荷蘭榆樹病噴藥的結果。他的發現使他自己大吃一驚。他發現在托來多城能控製處理的區域僅僅是那些我們采取果斷措施移開有病的樹或種樹的地區，而我們依靠化學噴藥的地方，榆樹病卻未能控製。而在美國，那些沒有進行過任何處理的地方，榆樹病並沒有像該城蔓延得如此迅速。這一情況表明化學藥物的噴撒毀滅了榆樹病的所有天然的敵人。
“我們正在放棄對荷蘭榆樹病的噴藥。這樣就便我和那些支持美國農業部主張的人發生了爭執，但是我手上有事實，我將使他們陷入為難的境地。”
很難理解為什麼這些中西部的城鎮(這些城鎮僅僅是在最近才出現了榆樹疾病)竟這樣不加思索地參與了野心勃勃而又昂貴的噴藥計劃，而不向對此問題早有認識的地區作些調查。例如:紐約州對控製荷蘭榆樹病當然是具有很長時期的經驗。大約早在1930年帶病的榆木就是由紐約港進入美國的，這種疾病也就隨之傳入。紐約州至今還保存著一份令人難忘的有關製止和撲滅這種疾病的記載。然而，這種控製並沒有依賴於藥物噴撒。事實上，該州的農業增設業務項目並沒有推薦噴藥作為一種村鎮的控製方法。
那麼，紐約州怎樣取得了這樣好的成績呢?從為保護榆樹而鬥爭的早期年代直到今天，該州一直依靠嚴格的防衛措施，即迅速轉移和毀掉所有得病的或受感染的樹木。開始時的一些結果令人失望，不過這是由於開頭並沒有認識到不僅要把有病的樹毀掉，而且應把甲蟲有可能產下卵的所有榆樹都全部毀掉。受感染的榆樹被砍下並作為木柴貯放起來，隻要在開春前不燒掉它，它裏麵就會產生許多帶菌的甲蟲。從冬眠中醒過來並在四月末和五月尋食的成熟甲蟲可以傳播荷蘭榆樹病。紐約州的昆蟲學家們根據經驗而知道什麼樣的甲蟲產了卵的木材對於傳播疾病具有真正重要意義。通過把這些危險的木材集中起來，就有可能不僅得到好的效果，而且使防衛計劃的費用保持在較低的限度內。到1950年，紐約市的荷蘭榆樹府的發病率降低到該城55,000棵榆樹的0.2%。1942年，威斯切斯特郡發動了一場防衛運動。在其後的14年裏，榆樹的平均損失量每年僅是0·2%。有著185，000棵榆樹的布法洛城由於開展防衛工作，最近年來損失總數僅達0·3%，得到了控製這種疾病的卓越記錄。換言之，這樣的損失速度，布法洛城的榆樹全部損失將需300年。
在西西裏馬東部的西拉庫斯發生的情況特別令人難忘。那兒在1957年之前一直沒有有效的計劃付諸實行。在1951年——1956年期間西拉庫斯喪失了將近3000棵榆樹。當時，在紐約州林學院的H·C·米列的指導下進行了一場大力清除所有得病的榆樹和吃榆樹甲蟲的一切可能來源的運動。損失的速度現在每年已降到了1%。
在控製荷蘭榆樹病方麵，紐約州的專家們強調了預防方法的經濟性。紐約州農學院的J·G·瑪瑟席說:“在絕大部分情況下實際的花費是很節約的。”“作為一種防止財產損失和人身受害的預防措施，如果情況是一個死去的或受傷害的樹枝，最終就不得不將這個樹枝除去。如果是一堆劈柴，那就應在春天到來之前將它們用掉，樹皮可以剝去，或將這些木頭貯存在幹燥的地方。對於正在死去或已經死去的榆樹來說，為了防止荷蘭榆樹病的傳播而迅速除去有病榆樹所花費的錢並不比以後要花費的錢多，因為在大城市地區大部分死去的樹最後都是要除去的。”
倘若采取了有理有智的措施，防治荷蘭榆樹病並不是完全沒有希望的。一旦荷蘭榆樹病在一個群落中穩定下來，它就不能被現在已知的任何手段撲滅，隻有采取防護的辦法來將它們遏製在一定範圍，而不應采用那些既無效果又導致鳥類生命悲慘毀滅的方法。在森林發生學的領域中還存在著其他的可能性，在此領域裏，實驗提供了一個發展一種雜種榆樹來抵抗荷蘭榆樹病的希望。歐洲榆樹抵抗力很強，在華盛頓哥倫比業區已種植了許多這樣的樹。即使在城市榆樹絕大部分都受到疾病影響時，在這些歐洲榆樹中並未發現荷蘭榆樹病。在那些正在失去大量榆樹的村鎮中急需通過一個緊急育林計劃來移植樹木。這一點是重要的，盡管這些計劃可能已考慮到把抵抗力強的歐洲榆樹包括在內了，但這些計劃更應側重於建立樹種的多樣性，這樣，將來的流行病就不能奪去一個城鎮的所有樹木了。一個健康的植物或動物群落的關鍵正如英國生態學家查理·愛爾登所說的是在於“保持多樣性”。現在所發生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在過去幾代中使生物單純化的結果。某至於在一代之前，還沒有人知道在大片土地上種植單一種類的樹木可以招來災難。於是所有城鎮都排列著用榆樹美化的街道和公園;今天榆樹死了，鳥兒也死了。
像知更鳥一樣，另外一種美國鳥看來也將瀕臨絕滅，它就是國家的象征——鷹。在過去的十年中，鷹的數量驚人地減少了。事實表明，在鷹的生活環境中有一些因素在起作用，這些作用實際上己經摧毀了鷹的繁殖能力。到底是什麼因素，現在還無法確切地知道，但是有一些證據表明殺蟲劑罪責難逃。
在北美被研究得最徹底的鷹曾是那些沿佛羅裏達西海岸從達姆帕到福特海岸線上築巢的鷹。有一位從溫尼派格退休的銀行家查理·布羅勃在1939一1949年期間，由於標記了1000多隻小禿鷹而在鳥類學方麵榮獲盛名。(在這之前的全部鳥類標記曆史中隻有166隻鷹作過標記。)布羅勃先生在鷹離開它們窩之前的冬天幾個月裏給幼鷹作了標記。以後重新發現的帶標記的鳥兒表明了這些在佛羅裏達出生的鷹沿海岸線向北飛入加拿大，遠至愛德華王子島;然而從前一直認為這些鷹是不遷徙的。秋天，它們又返回南方，在賓夕法尼亞州東部的霍克山頂這樣一個有利的地形處對它們的遷徙活動進行了觀察。
在布羅勒先生標記鷹的最初幾年裏，他在他所選擇作為研究對象的這段海岸帶上經常在一年時間內發現125個有鳥的鳥窩。每年被標記的小鷹數約為150隻。在1947年小鷹的出生數開始下降。一些鳥窩裏不再有蛋，其他一些有蛋的窩裏卻沒有小鳥孵出來。在1952一1957年間，近乎80%的窩已沒有小鳥孵出了。在這段時間的最後一年裏，僅有43個鳥窩還有鳥住。其中7個窩裏孵出了幼鳥(8隻小鷹);23個窩裏有蛋，但孵不出小鷹來;13個窩隻不過作為大鷹覓食的歇腳地，而沒有蛋。1958年，布羅勒先生沿海岸長途跋涉100英裏後才發現了一隻小鷹，並給它作了標記。在1957年時還可以在43個巢裏看到大鷹。這時已難得看見了，他僅在10個巢裏看到有大鷹。
雖然布羅勒先生1959年的去世終止了這個有價值的連續係統觀察，但由佛羅裏達州阿托邦學會，還有新澤西州和賓夕法尼亞州所寫的報告證實了這一趨勢，這種趨勢很可能迫使我們不得不去重新尋找一種新的國家象征。莫瑞斯·布朗(霍克山禁獵區館長)的報聲特別引人注目。霍克山是賓夕法尼亞州東南部的一個美麗如畫的山脊區，在那兒，阿巴拉契亞山的最東部山脊形成了阻擋西風吹向沿海平原的最後一道屏障。碰到山脈的風偏斜向上吹去，所以在秋天的許多日子裏，這兒持續上升的氣流使闊翅鷹和鷲鷹不需要花費氣力就可以青雲直上，使它們在向南方的遷徙中一天可以飛過許多路程。在霍克山區，山脊都彙聚在這裏，而嶺中的航道也是一樣在這裏彙聚。其結果是鳥兒們從廣闊的區域通過這一交通繁忙的狹窄通道飛向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