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生產總值強調的是製造地，即不管是本國的企業還是外國企業，隻要落戶在本國境內的生產價值就計算為GDP；國民生產總值強調的是製造人，追求的是本國企業、本國人製造的生產總值，隻要是本國人，不管在哪個國家賺的錢，都計算為本國的GNP。
一個國家和地區在經濟政策上如果追求GDP或GNP，將會引發不同的經濟增長戰略。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濟政策上推崇GDP，那麼它的經濟政策取向必然是，不論是本國企業，還是外資企業，隻要能在該國境內把GDP做大就行。當然，隨著GDP的做大，政府也會增加相應的稅收。如果推崇GNP，那就不僅本國收入計算進來，而且本國人在外國得到的收入也要計算進來。
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關注GDP，決策者就會注重本國產業的成熟和發展，而不在乎支撐這些產業發展的因素是國內企業還是國外企業；如果關注GNP，決策者不僅要求本國產業要發展，而且要求本國人在國外辦的也要發展。於是，前者會傾心於招商引資，並把招商引資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後者則在重視本國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發展的同時，也重視本國人在國外辦的企業的發展。
以GDP或者GNP作為經濟政策的主要追求目標，在一定的GNP水平下，會導致本國人民的富裕程度不同。如果強調GDP，就會出現諸如四川民工在深圳打工，把GDP留在深圳，把利潤帶回四川；在深圳設廠的企業，也把GDP留在深圳，把利潤帶回了本地區。如果強調GNP，則意味著本國企業或公民在國內或國外都實實在在地給自己掙了錢。這一方麵的典型案例是新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比較。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2004年隨著蘇州經濟發展，蘇州GDP總量首超深圳，新蘇南模式達到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製高點。但這些掩蓋不了新蘇南模式的缺陷，新蘇南模式被比喻為“隻長骨頭不長肉”，蘇州GDP上去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了，老百姓的口袋卻鼓不起來，利潤的大頭被外企拿走，本地人拿的隻是一點打工錢。2004年蘇州的GDP是溫州的兩倍，但蘇州老百姓的人均收入幾乎隻及溫州的一半。看來，更能反映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競爭實力的是GNP，而不是GDP。
GDP和GNP究竟哪個能比較真實地反映一國國民的生活水平？當然是GNP。GNP反映的是本國國民生產總值，比GDP反映的國民生產總值要真實一些。外資在該國的產值再大，也不是該國的。外資在該國內就像一個人肚子裏用塑料膜封好的一個蛋糕，這個蛋糕雖然在這個人肚子裏，但是不屬於這個人。
GDP和GNP相比，GNP更能真實地反映一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該國的經濟水平，能更直接體現國民福利的增長，所以不能一味隻看GDP，追求GDP的高增長，而更應該多關注GNP，隻有分析GNP，才能對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有一個比較清晰的了解。
所以說，在GDP和GNP這兩個核算方法中，要想選擇一個能比較真實反映國民生活水平的方法，應該選GNP。
進一步深入探討會發現，推崇GNP蘊涵的是一種內在的增長模式，內在的增長模式的動力源泉來自於民間經濟的發展。例如，有人把浙江民營經濟比喻為老天爺經濟（自然條件逼出來的）、老祖宗經濟（曆史上有傳統）、老百姓經濟（來自於民間的普遍性），其顯著特點是民間經濟催生了不少本地的優秀企業家。而推崇GDP實際上是一種輸入性的增長模式，其動力源泉來自於政府，是政府在發展地方經濟，在政績杠杆的驅動下，用優惠條件招商引資。內源型經濟增長模式較為紮實，輸入型增長模式由於資本的流動性，一旦出現更好的投資區域，這些資本就會流走。
GDP和GNP的區別及其引起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同，對選擇經濟增長模式、製訂經濟增長政策有十分重要的啟迪：
（1）在一定意義上，產業或企業的國際競爭是GNP的競爭。因此，內在型增長模式與輸入型增長模式相比，內在型增長模式具有明顯的優越性。日本、韓國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就是靠本國企業支撐的。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不可能靠外資企業增強自己的競爭力。看來，中國經濟在增長中不僅僅是簡單的做大做強，而是要有實實在在的贏利。因此，必須對GNP給予高度重視。
（2）科學地、策略地利用輸入型經濟增長戰略。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經濟所以發展慢，就是因為資本、技術、人才和企業管理經驗短缺，如果僅靠自己的力量很難發展起來。因此，在經濟發展的最初階段，適當利用外資，在引進外資的同時，引進其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可以作為發展經濟的一種選擇。然而，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應當注意發揮引進企業的帶動作用，以最終培養起內在的經濟增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