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倆放屁！警官，我交代，是‘暴牙’先推了那個流浪漢一下，然後流浪漢反手也推了他一下，那這個時候，我就上前去對著他的眼睛來了兩拳，直接把這家夥打倒在地了，哦，這家夥好像腦袋磕到路邊的台階上了，可也沒出血什麼的，沒有什麼大礙。接著，‘黃毛’又上前去踹了那家夥兩腳，踹到胳膊和腿上了，我親眼看到了……那如果非要說是把腿打骨折了，難道是‘黃毛’這一下踹所導致的？”
刺青青年如實交待道。
“什麼？你確定是‘黃毛’踹的？”
我跟了一句問道。
“當然，特麼的我們可以當麵對質！我再說一遍，我就對著他的眼睛來了兩拳，那‘暴牙’推了他一下，真正搞斷他腿的，一定就是‘黃毛’！”
刺青青年堅定的回答我道。
“‘黃毛’把他踹倒，頭磕在台階上了的？”
羅頭追問了一句。
“不不，咱有啥說啥，是我扇了他兩巴掌，他這才跌倒了，頭磕在台階上的，不過當時一點點血都沒有流，沒有啥大事的，這一點，你們可以問問‘黃毛’和‘暴牙’嘛！哎各位警官，流浪漢也沒啥人管的，不就是斷了腿嘛，至於你們把我們三人都逮到這裏嘛？這樣吧，我去做做工作，讓‘黃毛’老實交待，這醫藥費什麼的，我們認！我還以為出多大的事兒呢！”
刺青青年確定我們的確是為了流浪漢腿骨折的事情，如釋重負的笑了笑，然後就大大咧咧的說道。
他笑，我、羅頭、蕭棲梧，還有熊子幾人也都跟著笑了起來，而且我們的笑聲遠比刺青青年的要大的多的多。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案子，審到這裏，便可以畫上大半個句號了。
刺青青年並不明白，他陷入了我們一起給他設的一個叫做“避重就輕”的陷井裏麵。
所謂“避重就輕”，並不能從字麵意思上去理解，這是我們刑偵辦案經常用的一種手段，但經常用歸經常用，卻是屢試不爽，運用的便是犯罪份子在有意識回避自己的罪行的情況下，會忽略一些他認為不會怎麼樣的事情。
就像這個案子一樣，如果我們上來便直接問這刺青青年是誰打了流浪漢的頭部，或是直接告訴他流浪漢已經因為頭部的損作死亡，那隻要不傻，他就不會承認，或者就算承認，也不會有現在這麼痛快。
當然，如果我們有確鑿的證據，比如監控錄像什麼的，那便是“零口供”，他也擺脫不了幹係。
現在，刺青青年沒有心理壓力，最多也不過是他的朋友將流浪漢的腿踹骨折，不是他幹的，又沒有什麼特別重大的傷害，最多他就是跟著掏點錢而已，所以，他才會不經意間將自己的罪行全盤托出。
再接下來的事情，就不是我的工作範疇了，真相大白，羅頭都不用親自去處理了。
眼見，也不一定為實。
我慶幸自己在釀成大錯之前意識到了這一點，如果流浪漢真的有靈魂的話，恐怕他現在也可以安心的前往地府報道了吧？
……
流浪漢的案子過後，我被羅頭硬是放了兩天的假，睡了個天昏地暗。
差不多是下午三點來鍾的時候，我被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吵醒了。
之所以用“急促”這兩個字來形容，是因為自從師父遇害之後，我所有接到的電話便幾乎都與死亡與凶殺或是案件的偵破這些聯係在一起，所以，聽到電話鈴聲，我便會下意識的皺皺眉頭。
平時沒有案子，放假在家裏休息的時候，隻要超過一個鍾頭電話沒有動靜，我便會下意識的去看看電話是不是被我誤調成靜音了，或者是已經欠費停機了，因為我怕支隊或是羅頭有緊急的情況找我，因為電話的問題而耽誤。
這或許是一種職業病，我知道，除非我徹底放下法醫這一行，除非師父的案子徹底水落石出，那個“引路人”伏法，否則我這毛病是沒得治了。
看了看來電顯示，是蕭棲梧那隻菜鳥。
“你今天不也應該是放假嘛，怎麼這個時候打我電話？有案子了？”
我接通電話，直接問蕭棲梧道。
“喂！撲克臉，我說你就不能不要那麼烏鴉嘴嗎？我發覺從我正式工作到現在，所有的案子都與你有關！就比如前幾天，你吃個早飯都能吃出一個‘行屍走肉’來！咱就不能祈禱一下天下太平嗎？”
蕭棲梧沒好氣的懟了我一句道。
“嗬嗬，如果我真的是烏鴉嘴，那我說你的臉上不會長出雀斑，不知道會不會反著來？”
我開了一個惡俗的玩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