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父親眼中的淚
古今人物意趣
著名作家閻連科在一次談到父親時說：
“記得我第一次挨父親打是在我七八歲的當兒。那時候，每年的春節之前，父親都會千方百計存下幾塊錢，然後找熟人到鄉村信用社，把這幾塊錢全都換成一遝兒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的枕頭下，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張、幾張地發給他的兒女、侄男侄女和在正月十五前來走親戚的孩娃們。
“可是那一年，父親要給大家發錢時，突然發現那原有幾十張的一毛新票沒剩幾張了。
“從初一到初五，父親一直沒有給我任何臉色看，更沒有打我和罵我，待我如往年無二，讓我高高興興過完了一個春節。
“可是到了初六，父親開始問我，偷錢了沒有？我說沒有。父親便厲聲讓我跪下。又問我偷了沒有，我還是說沒有，父親就在我臉上打了一記耳光。繼續問我偷了沒有，我仍說沒有，父親便更為狠力的左一下右一下地打起我耳光來。我已記不得父親統共打了我多少耳光，隻記得他直打到我說偷了為止，才停下手；當時我的臉又熱又痛，已到了實在不能忍的程度，我說那錢確是我偷了，並說我把那偷來的錢全都買了燒餅吃掉了。然後，父親就不再說啥了，把他的頭扭到了一邊去，既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我姐，可等他再扭頭回來時，我們都看見了他自己眼裏含著的淚。” 據《一個人的三條河》
沈從文：讓我這個鄉下人喝杯甜酒吧
1933年初春，住在蘇州的張兆和接到了沈從文的一封來信，信中寫道：“讓我這個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婉轉地提出了想要二姐張允和替他向父母提親。結果非常順利，父母同意了他們的婚事。張允和坐著人力車到閶門外電報局，給沈從文拍了一封電報，上麵隻有一個字：“允”。既表示婚事允了，又署了名，可謂精當。張兆和有點不放心，怕沈從文看不明白，又一個人悄悄地再到電報局，遞上她用白話文寫的電報稿：“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兆”。當時，電報規定要用文言，且按字數收費，報務員看了她的電報稿，要她改寫，張兆和漲紅了臉，解釋了半天，說這是喜事電報，報務員才勉強收下。張兆和的白話電報裏居然有個“吧”字，這在當時也算是別開生麵了。
據《讀者》
陳獨秀：刪掉淫穢之處
民國著名翻譯家汪原放在標點古書時，遇到了一個問題，舊小說裏有些淫穢的地方，他想這要是給青年學生看了，總不太好，不知道該怎麼辦，就去問胡適和陳獨秀。胡適主張用省略號表示有刪節；陳獨秀則說，不如刪掉就是了，隻要上下銜接得上，無傷大體，如果用省略號表示刪節，豈不就此地無銀三百兩了。最後汪原放采納了陳獨秀的意見。
據《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汪曾祺的一次激動
大約是在1997年，作家鄧友梅說，他跟汪曾祺相識近50年，沒見他人前發過火，沒聽他人後貶過人，隻見他流露過兩次“不以為然”的情緒。其中一次是這樣：有次汪曾祺與兩位文學新星一道外出參加活動，這兩位嫌酒店檔次低，要搬出去；又嫌介紹時把他們排在了後邊，要退席，說起話來氣衝鬥牛，更當有人談起孫犁同誌的文學成就時，說他是少數幾個真懂文學的人，他的語言是隻能體會，不能模仿。他們又把嘴一撇說道：“可是孫犁也有缺乏自知之明之處，對我們這批人也想指手畫腳。他寫文章惹我們，我們就聯合起來轟他，怎麼著，他還不是叫我們轟得在讀者眼裏掉了價？”汪曾祺昕了直搖頭，小聲跟鄧友梅說：“我不信未來的世界就是這些人的！他們要掌了權，一點不比‘四人幫’時期的日子好過，他們當了政我絕不再幹。咱不吃這碗飯啦，行不行？”鄧友梅說，這是汪曾祺“最激動的一次談話”。據《聯誼報》
張作霖：大帥的演講
1924年8月，第二次直奉大戰前夕，奉係首領“東北王”張作霖要作一次戰前訓話來鼓舞士氣。大帥府的秘書們徹夜趕寫講話稿，誰知張作霖一看稿子，竟有一萬多字，就發了火：“你們這幫耍筆杆兒的，準叫墨汁灌糊塗了，文縐縐的長玩意兒，多耽誤事。說的人費勁，聽的人難受，簡直是話坑人，重寫！”於是，秘書們又幾易其稿，好歹交了份一千多字的稿。
戰前訓話開始了，張作霖氣宇軒昂地走上講台，開始背稿子：“軍人說話，貴乎明簡……”幹咳了幾聲之後，就再也背不出來了。原來，他把秘書們寫的“貴乎簡明”顛倒為了“貴乎明簡”，誰知這樣一來，就再也接不上下文了，全場一片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