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從中，我們了解到新舊政權交替之際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心態。
1949年，曆史再一次將中國的知識分子推到了一個十字路口，走還是留，這一“哈姆雷特式難題”再一次無情地擺在了他們麵前。12年前的1937年，他們也是麵臨著同樣的選擇。不過，同是“去留”，意義卻大不相同。
12年前，麵對外族的入侵，大多數知識分子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走。因為對他們而言，走還是留，不僅僅關乎個體生命的存亡，更關係到民族文化的存廢。走，更多地意味著他們對家國使命的擔當——他們是中國的文脈所係，他們的離開，意味著中國文化火種的存留。走，還是一個無聲的“政治宣言”——他們的決絕姿態本身就是對日本侵略者的有力回擊和對政府的有力支持。
與1937年不同，這一次的選擇，少了“家國意味”，更多的是一種“個人選擇”——在國共兩黨之間、在新舊兩個政權之間、在“故土”與“新地”之間的選擇。當然，對於有著濃重黨派色彩的知識分子一比如郭沫若、茅盾、夏衍而言，不存在選擇的問題，他們一定是高唱著讚歌，迎接新中國的。對於胡適、傅斯年等與政府關係“特殊”，且視共產主義為洪水猛獸的人而言，也幾乎不存在選擇的問題，因為他們堅信，共產黨當權以後，既不會有麵包，也不會有自由，所以，他們一定會走。那麼，介於“左”“右”之間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他們是怎樣作出選擇的，有哪些因素影響了他們的選擇？
1948年12月，北平戰雲密布，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傅作義部已成甕中之鱉，北平也將成為一座孤城—一勝負已成定局。有形的戰爭將近尾聲，一場無形的戰爭——對知識分子的爭奪戰卻才剛剛拉開序幕。共產黨方麵，從12月15日到27日，半月時間不到，毛澤東向圍城的林彪部連下三道命令，囑其注意保護清華、燕京等校師生以及各處名勝古跡。同時，北平各校的左翼學生，也奉黨組織之命，分頭聯係校中有名望的教授，向他們介紹宣傳黨的各項政策，動員他們留在北平。國民黨方麵，在12月13日以前，蔣介石就召集傅斯年、朱家驊等人，緊急製訂了“搶救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計劃，由蔣經國、傅斯年、陳雪屏三人小組具體執行，教育部部長、國防部部長、華北剿總從旁協助。該計劃規定，以下四種人必須“搶救”出來：各院、校、會負責首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須離開大陸者；在學術上有貢獻者。
兩邊都在加碼，天平究竟會傾向哪邊？除了國共“拉攏”以外，還有哪些因素會影響他們的選擇？
1948年12月12日，清華大學中文係教授浦江清在日記中寫道：“我也不想走，我的小家庭都在這裏，不願再有遷動的狼狽情形。我在南方也無可立足，母、弟在滬、鬆，被解放的日子是同樣的近。假如我到台灣或廣東，反而與母、弟失去聯絡。”從這簡短的一句話中，可以看出，當年的西遷給浦江清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心理陰影。他無法忘記當年輾轉遷徙時的艱辛與狼狽情形，也不想再經曆一次這樣的痛苦。應該說，這種心理，不光浦江清有，當年經曆過遷徙的知識分子也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遷徙即會“破家”，是他們共同的擔心。沈從文在給大哥沈雲麓的家信中，便不無憂慮地寫道：“……一動即先破家，即半路不免或成流民也。”在外族入侵之時，“破家”遷徙是一種必須，如今隻是在自己國家的兩個政黨或者說新舊兩個政權之間選擇，是否還有“破家”遷徙的必要？浦江清的“不願”大概反映了多數知識分子的心態。
浦江清此時考慮的是“故土”還是“新地”，而蕭乾考慮的則是“故國”還是“新邦”。據蕭乾回憶，1949年3月，與他私交甚好的劍橋大學的阿倫教授曾在幾天之內兩次拜訪他，希望能“親自將你同你們全家接到劍橋”。阿倫教授以一個對共產黨有些“了解”的老朋友的身份對蕭乾規勸道：“知識分子同共產黨的蜜月長不了，長不了。”他不厭其煩地給蕭乾舉例，“瑪薩裏克死得‘不明不白’啦，匈牙利又出了主教叛國案啦。總之，他認為在西方學習過、工作過的人，在共產黨政權下沒有好下場”。蕭乾的其他朋友，也紛紛勸他去劍橋。“有的給我送來杜勒斯乃兄寫的一部《斯大林傳》，還特別向我推薦談三五年肅反的那章。有的毛遂自薦當起‘參謀’；‘你進去容易，出來就難了。延安有老朋友了解你？等鬥你的時候，越是老朋友就越得多來上幾句。別看香港這些大黨員眼下同你老兄長老兄短，等人家當了大官兒，你當了下屬的時候再瞧吧。受了委屈不會讓你像季米特洛夫那麼慷慨激昂地當眾講一通的，碰上了德萊季雷福斯那樣的案子，也不會來個左拉替你大聲疾呼。’”朋友的規勸讓蕭乾“服過三次安眠藥”都不能入睡。對蕭乾而言，這無疑是一個艱難的抉擇。中共會不會像當年的蘇共一樣對待知識分子，蕭乾心裏實在沒有底。但是，有一件事他是“有底”的，那就是“要有國籍”。蕭乾回憶道，後半夜隻要他一合上眼，便會在腦中閃出一幅畫麵：一塊破席頭，下麵伸出兩隻腳。這就是蕭乾童年時代經常見到的“倒臥”，一個離開了自己的祖國，到處流浪，最後客死他鄉的人。“倒臥”的記憶促使蕭乾最終做出了“留在大陸”的決定。他不想做一個沒有國籍的人。與蕭乾有同樣想法的知識分子還有很多。梁漱溟就曾表示：“雖有人來請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論國共兩黨勝負如何，我作為一個生於斯、長於斯，並自問為中國的前途操過心、出過力的炎黃子孫，有什麼理由跑到香港去呢？”錢鍾書、陳寅恪、馮友蘭等人也都有過類似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