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破除人口在城鄉間遷徙的製度障礙
城鎮化明顯落後於工業化進程，是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特征。特別應該指出的是，由於大批進城農民工屬於遊離於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兩棲人”，目前偏低的城鎮化率也有相當水分。
1.城鎮化進程滯後製約可持續發展
城鎮化滯後造成了突出的經濟社會矛盾和生態壓力，嚴重製約可持續發展。
一是抑製消費需求。由於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偏低和消費條件較差，嚴重製約消費需求的擴大。目前，四川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水平，隻有城鎮居民的1/3。
二是增大建設成本。由於農村居民居住高度分散，顯著增大了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的成本。
三是加劇土地約束。目前農村居民人均居住用地超過220平方米，是城鎮居民人均居住用地的10倍以上，顯著加劇了土地資源的供求矛盾。
四是製約農業發展。由於進城農民工未加入城鎮的社保體係，仍然把土地作為原始的社會保障，嚴重製約土地合理流轉和農業規模經營。四川農業勞動力人均占有耕地僅4.2畝，遠低於人均15畝的最低規模經濟要求。
五是激化社會矛盾。農民工長期遊離於城鎮和農村之間，導致夫妻分居，以及大量的農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危及社會穩定和農村發展。
六是危及生態環境。由於部分農村處於生態環境脆弱地區，加之分散建設環保設施的成本偏高，對保護生態環境十分不利。
加快推進城鎮化是經濟、社會和生態可持續發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標誌。城鎮化意味著人口和其他要素資源的相對集聚，而集聚的前提就是人口的自由流動。
2.阻礙農民變市民的製度障礙
長期以來，我國之所以實行城鄉分割的戶籍製度，主要不是出於治安管理的需要，而是因為城鄉居民在享受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方麵存在顯著差異，此外不同城市之間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也存在一定差異。這些，都需要通過戶籍製度加以區分和維護，戶籍製度因此附加了重要的社會功能。
一個農村居民要轉變為城鎮居民，包括經濟適用房在內所需彌補的社會保障資金約為10萬元。按照2020年城鎮化率達到60%的要求，我國有3億農村居民需要進城定居，所需的資金約為300000億元。隻有切實解決“農民變市民”誰來埋單和如何埋單的問題，才能使戶籍製度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
3.科學界定戶籍製度改革目標
能否正確推進戶籍製度改革，事關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大計。為此應科學界定以下改革目標。
（1）合理置換權益
農村戶口是享受農村土地權益的依據，城鎮戶口是城鎮社保權益的依據。由於原來的城鎮戶口不可能在農村享有土地權益，片麵讓農村戶口既享有農村的土地權益，又享受城鎮的社保權益，隻能造成新的權益失衡，而不可能消除兩種戶籍製度的差異。根據基本國情和客觀經濟規律，戶籍製度改革的目標，不是消除城鄉兩類戶籍製度的差異，而是實現農村土地權益和城鎮社保權益的合理置換。
（2）鞏固農業基礎
理論與實踐都一再證明，提高農業收益的關鍵是促進規模經營。
隻有讓進城農民在享受城鎮社保權益的同時，放棄農村的土地承包權，使土地向職業農民集中，堅持“耕者有其田”，才能從根本上鞏固農業基礎，如果已享有城鎮社保權益的農民不放棄農村的土地承包權，將顯著增加規模經營的租金成本。以成都平原為例，目前每畝耕地的年租金高達800斤稻穀，而每畝耕地的全部糧食產量折合稻穀不過1600斤。麵對高達50%的耕地租金，有誰還敢租地從事糧食的規模經營？如果人為造就一批長期坐吃農地租金的食利階層，將嚴重危及農業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