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
作者：徐嘉
1977．8．12——8．18 北京 代表人數1510人 全國黨員3500萬人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10個月後的1977年8月召開的。大會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團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麵起了積極作用。但是，這次大會的政治報告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這就起了嚴重阻礙撥亂反正的消極作用。可以說，黨的十一大沒能完成從黨的指導思想和方針上實現撥亂反正的曆史任務，這一任務直到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得以徹底完成。
粉碎“四人幫”後曲折發展的政治局麵亟待新一屆中共代表大會的召開
十一大召開的前一年，也就是1976年，中國人民是在大悲和大喜中度過的。這一年中，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相繼去世，全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但一個月後，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又把人們從連續不斷的悲痛推向了多年沒有的喜悅。
在毛澤東去世後，“四人幫”加緊了篡位奪權的陰謀活動。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對江青反革命集團采取斷然措施，決定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隔離審查，一舉粉碎了“四人幫”。 “四人幫”被粉碎後，中央政治局立即對揭批 “四人幫”的鬥爭作了周密部署。在揭批“四人幫”運動中，廣大幹部群眾普遍要求盡快消除“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嚴重後果，使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迅速得到恢複，同時糾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錯案。當時，糾正冤假錯案，首先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要求澄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是非，盡快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二是要求為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平反。
然而，要解決這些重大問題，就不能不涉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涉及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由於長期形成的嚴重思想禁錮，這些重大問題一時成為難以觸動的禁區。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這篇社論在強調揭批“四人幫”是“當前的綱”，要“抓綱治國”的同時，公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方針（後被稱為“兩個凡是”）。由於這一方針當時是以傳達黨中央聲音的權威方式公布的，因而得到普遍宣傳。
“兩個凡是”方針的推行，尤其是對鄧小平的繼續批評和對天安門事件的定性，引起一批老同誌的不滿。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陳雲在書麵發言中談了他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並表示：“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誌提出讓鄧小平同誌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王震也在會上呼籲，要讓鄧小平出來工作，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他們的發言得到許多同誌的讚同，但由於同“兩個凡是”的方針相抵觸，結果未能在會議簡報上刊登。
這年2月和4月，鄧小平同前來看望他的一些中央負責同誌談話時，明確指出，“‘兩個凡是’不行”，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4月10日，他致信華國鋒、葉劍英並轉黨中央，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5月3日，黨中央轉發這封信後，“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很快得到黨內許多幹部的擁護，成為委婉地抵製“兩個凡是”的思想武器。
鄧小平提出“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進一步鼓舞了許多幹部和理論工作者，促使人們開始比較直接地批判某些主要的“左”傾理論觀點。1977年9月前後，為紀念毛澤東逝世一周年，一些老革命家紛紛發表講話或撰寫紀念文章，宣傳毛澤東倡導的黨的優良傳統和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陳雲發表《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徐向前發表《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聶榮臻發表《恢複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等文章，都重點論述了堅持實事求是的必要性，呼籲恢複黨的優良傳統。
中央黨校在胡耀邦主持工作後，出現了敢於探討一些根本性的理論問題的風氣。胡耀邦明確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幫”搞顛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再顛倒過來。1977年7月，他精心指導和創辦了一份供省、軍級以上領導幹部和理論工作部門參閱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該刊創刊第一期發表的文章，就以《“繼續革命”問題的探討》為題，對仍被視為不容置疑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提出了不同意見。之後，《理論動態》繼續就一些重大問題組織文章，為澄清多年來存在的理論混亂，新辟了一個活躍的陣地。
思想理論界的上述努力，不同程度地抵製了“兩個凡是”方針。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盡管遇到嚴重阻礙，但畢竟邁出了前進的步伐。全國人民都期待著召開新一屆黨的代表大會，徹底實現撥亂反正，引領中國走上新的發展道路。
中共十屆三次會議為十一大的召開做了各項準備工作，鄧小平的複出成為會議最重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