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長廊
作者：童慶平
李啟漢，1898年3月28日生於湖南省江華縣（今江華瑤族自治縣）碼市鎮朝陽村一個農民家庭，乳名誌生，字仙槎。1917年轉入長沙嶽雲中學讀書。五四運動時期他積極參加湖南愛國運動，接著又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驅張運動。1920年在上海參加共產黨組織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李啟漢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運領導人，在短暫的革命生涯中，他曾三次被捕，兩入牢獄，最終為革命事業犧牲，被鄧中夏稱為中共曆史上“坐獄最早最苦的同誌”。
援助香港海員罷工首次被捕
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後，立即著手進行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組織工人的工作。為此，黨組織分派李啟漢到滬西小沙渡負責籌組紡織工會。在那兒，他辦起勞動補習學校，一麵辦學一麵展開組織工會的工作。1921年1月，上海早期黨組織成立了由俞秀鬆和李啟漢負責的職工運動委員會，直接指導工人遊藝會、印刷工會和機器工會的工作。1921年7月中旬，上海英美煙廠工人為反對監工盤剝而舉行罷工。上海黨組織派李啟漢前去具體領導罷工，最終迫使資方基本上同意了工人提出的條件。李啟漢在這次罷工鬥爭中顯示了出色的組織才能和鬥爭藝術，以及堅強的鬥爭原則性，因而獲得了工人的稱譽，被親昵地稱為“小李先生”。
1922年1月，香港海員舉行大罷工。港英當局和外國輪船資本家一麵對工人進行威嚇鎮壓，一麵企圖在上海招募海員前往香港以取代罷工海員。當時，香港寶泰辦館的上海代理人桂阿茂已經為香港輪船資本家雇請了200多名工人。中國共產黨密切關注著香港海員罷工的情況，號召各地工人給予大力支援。為了組織好上海工人的援助工作，1月27日，成立了由李啟漢任主席的上海香港海員罷工後援會。為製止桂阿茂的這種破壞活動，李啟漢勸告他停止為香港招募海員、破壞香港罷工的行為。但桂阿茂自恃自身勢力及有香港方麵撐腰，對李啟漢的勸告置若罔聞。在這種情況下，1月30日，李啟漢和後援會的錢孝裕一起來到吳淞路（一說武昌路）長安裏桂阿茂的住處，準備當麵向他提出嚴重警告。由於在此之前，桂阿茂已向公共租界工部局（下稱工部局）報告“李啟漢等有恐嚇行為”。因此，工部局對李啟漢進行了監視。當李啟漢等人正與桂阿茂接觸時，預先布置在附近的暗探立即將李啟漢和錢孝裕逮捕。李啟漢等人被捕的消息傳開後，工人代表以及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立即開展營救。2月8日，在向工部局繳納了50元罰款後，李啟漢等被釋放。
在此期間，桂阿茂乘機大肆招募新工人，準備於2月8日搭乘“杭州”號輪船前往香港。李啟漢一出獄，就得知工人們正在碼頭準備登船，他立即偕同朱寶庭前往勸阻。來到碼頭後，他們對工人們說：“你們是要被騙去香港的。但是那裏去不得。上海工人罷工，香港工人不會來的。現在香港工人罷工，我們也不要去。我們工人都是一家人，大家要團結起來。工人不能壞工人的事。遲一點去，大家都有好處。”雖然新招來的工人多數都是為生活所迫而應招的，但在聽了李啟漢和朱寶庭的宣傳後，許多人當場表示不想去了。可是，新工人都簽有合同，合同規定了悔約就要罰款，因此，許多人很懊悔。而招募方則趁機挑唆說：“你李啟漢再有本領，請解決一家幾口的飯碗嗎？”朱寶庭聽後，當即向新工人表示這一問題可由均安水手公所和大家一塊兒想辦法。他還告訴工人們：“香港的海員工人為了餓肚皮才鬧罷工的。我們上海工人因為餓肚皮，能到香港去嗎？不能！我們隻有組織同盟罷工，才能對得住香港的工人弟兄們。罷工勝利了，增加了工資，大家都得到好處。”經過李啟漢和朱寶庭的耐心勸說，1000多名工人中當場有一半人留了下來。另一半人在到達汕頭後，有些人越想越覺得李啟漢、朱寶庭的話有理，因此又留下了近一半。最終到香港的不足300人，對香港海員罷工沒有產生實質性影響。
此後，李啟漢的活動再次受到工部局的阻撓。2月11日，李啟漢被巡捕房傳訊。在傳訊過程中，租界當局警告他停止組織香港海員罷工後援會的活動。李啟漢理直氣壯地加以拒絕。他說：“我等此次幫助海員，隻不過表現工友互助之義……罷工後，衣食俱無，為人道計，為公理計，不能不援助！”在李啟漢領導下，後援會積極宣傳香港海員罷工情況，鼓勵香港海員要“堅持到底，勿擅讓步”，積極募捐支援罷工海員。為了躲避租界當局的監視，在這次傳訊後，李啟漢受書記部委托，攜帶募集的150元從上海專程到香港慰問罷工海員。在上海後援會及其他各地的支援下，香港海員大罷工經過56天的鬥爭，終於取得勝利。
組織上海日華紗廠罷工 再次被捕
香港海員罷工的勝利鼓舞了各地工人的鬥爭情緒。當時，上海日華紗廠工人工作環境十分惡劣，待遇極差，工人的反抗情緒非常強烈。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不久就注意到了這一情況，並派李啟漢到日華紗廠開展工作。在李啟漢的幫助下，1922年3月19日，上海紡織工會浦東分會宣告成立。他在會上號召工人團結起來，並指出“香港罷工勝利證明聯合主義的價值”。他還組織日華第一、二兩廠全體工人於4月17日發動罷工。經過幾次較量，罷工取得了勝利。
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全國工運的領導，1922年5月1日，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李啟漢等作為上海方麵的代表出席了會議。在大會上，李啟漢提出了兩個提案：一是《罷工援助案》，他在領導工人運動的實踐中感悟到，“幫口組織，地域觀念，是影響工人團結的關鍵問題”。而“現在我國勞工運動，尚在幼稚階段，能力薄弱。平時既受不正當勢力壓迫，在罷工的時候，尤受資本家欺蔑”。在此情況下，李啟漢提出：“非我工人本互助精神，互相援助，必無勝利希望。故工人無論在何地罷工，應當設法援助，以達我工人犧牲奮鬥，自求幸福的目的。”二是《8小時工作製案》。當時中國工人勞動時間之長是罕見的，上海紡織工人大多數每天要工作十四五個小時，甚至有累死的情況發生。鑒於1921年11月吳淞大中華紡織工人爭取8小時工作製勝利的經驗，李啟漢在會上提出了這一提案，要求在全上海、全國推廣。參加完勞動大會後，李啟漢返回上海，繼續積極領導工人運動。他一方麵幫助朱寶庭等人組織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上海支部，準備發動上海海員進行更大規模的罷工，一方麵繼續領導浦東日華紗廠工人罷工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