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時的京開路，由大都起向西南70裏而至良鄉(今北京市房山區良鄉鎮)，又60裏而至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然後奔正南，70裏而至新城(今河北省高碑店市新城鎮)，再向正南微東，70裏而至雄州(今河北省雄縣)，又60裏而至任丘(今河北省任丘市)，又60裏而至河間(今河北省河間市)，又60裏而至獻州(今河北省獻縣)，又70裏而至阜城(今河北省阜城縣)，又80裏而至景州(今河北省景縣)，又60裏而至陵州(今山東省德州市景縣)，繼續向南直至開封。這條驛道從開封還可再往南延伸，直達安南的大羅城(今越南境內)，其沿途設有驛站115處。
京開路上還有兩條支線：一條從陵州向東南，由平原(今山東省平原縣)渡河至徐州(今江蘇省徐州市銅山縣)；一條從陵州向正東偏南至益都(今山東省青州市)。
元朝時的京鄭路，由大都經盧溝橋，過良鄉，到涿州後，又70裏而至定興(今河北省定興縣)，又60裏而至見白塔(今屬天津市薊縣)，又65裏而至保定(今河北省保定市)，90裏而至慶都(今河北省保定市望都縣)，再至真定(今河北省石家莊市正定縣)，然後一路南下直達鄭州。而從保定往東南經蠡州(今河北省保定市蠡縣)至大名(今河北省大名縣東)，可上京開路。
（第五節）元大都地區的水路交通
忽必烈把元朝統治中心轉移到了大都後，除了修築通到四方的驛站道路外，大力發展水路交通也提到日程上來。因為，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人口眾多的大都城，其附近地區出產的農產品不能滿足需求，南糧北調成為必需，而且運量相當大。同時，食鹽也一直是大宗物資運輸。《元史》載：“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氓(民)之眾，無不仰給於江南。”
當時，要把江南豐富的物資千裏迢迢運到大都，元朝政府采取的是河運與海運並行的措施，有時側重於河運，有時以海運為主，但從總的情況看是以海運為主。元朝漕運(見圖34)的規模遠大於前代，並一直是整個大都地區的兩大經濟命脈。
一、河運的發展
早在蒙古國時代，今北京地區漕運河道的重新疏浚工作就開始了。窩闊台汗五年(1233年)，蒙古國政府調集民夫4000人，沿隋唐舊運河修築堤壩，挖掘河塞，使之恢複行舟的功能，從而使今北京地區的漕運在戰亂之後再次通行。忽必烈定都大都後，為了供應大都地區日益增長的糧食和消費品等的需要，元朝政府新開辟了連接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和連接大都與江淮地區的濟州新河及會通河。
(一)通惠河的鑿通
元朝定都大都城後，江南和中原各地運往大都的物資越來越多。南方漕糧運抵通州後，由於無河道可用，隻能經陸路車載驢馱、人拉肩擔地轉運京城。因此，元朝初年，由大都齊化門往東至通州的道路變得異常繁榮。這條道路成了大都的生命線，元朝政府十分重視對它的整治，經常征調大都地區的軍民去修葺。如泰定三年(1326年)十月“發卒四千治通州道，給鈔千六百錠”，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八月“大都至通州霖雨，大水，敕軍人修道”等。盡管這條道路隻有四五十裏路，但到了夏秋霖雨季節，由於道路泥濘，搬運困難，既耗費大量人力，又耗資甚巨，所以效率極低。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在經過實地勘測、設計之後，提出引白浮泉水至大都的運河工程，以使漕運船隻直接駛入城內的積水潭。他向忽必烈建議：“疏浚通州至大都河，改引渾水溉田，於舊閘河蹤跡導清水，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至西水門入都城，南彙為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總長一百六十四裏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處，共長三百一十步。壩閘一十處，共二十座，節水以通漕運，誠為便益。”忽必烈非常高興，立即命他和段楨、範文虎等人共同主持這一工程，同時“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