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麼時候是退出的最佳時機？究竟采取什麼樣的次序“撤退”？這取決於各國的國情。一些資源型國家，比如澳大利亞和挪威，已經采取了加息措施收緊貨幣政策。這主要是由於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比預期的更加迅速，通貨膨脹開始抬頭。估計像新西蘭、加拿大這樣的資源型國家，在未來半年內實行加息政策的可能性更大。隨後，一些信貸增長速度太快、已經出現資產價格泡沫和通貨膨脹風險的新興市場國家可能也會選擇退出。但是歐美各國“敦刻爾克大撤退”的時刻似乎還沒有到來。盡管美國和歐元區已經出現了反彈，但強勁的經濟複蘇仍然杳無音信。首先，迄今為止，發達國家金融機構的去杠杆化進程尚未結束，很多金融機構仍然存在大量的虧損，一旦出現加息，將會導致金融機構現有資產的質量急劇惡化。其次，高失業率成為困擾各國的首要問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預計，在2010年年底前，美國失業率將維持在9%以上。如果就業形勢沒有實質性的改善，各國政府在退出刺激政策時必然顧慮重重。
但是，中國並不應該因此放鬆警惕。無論歐美國家退出過早還是過晚，都會引發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而中國很可能是台風的登陸點。目前，發達國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超低利率政策，大量的流動性蠢蠢欲動、蓄勢待發。如果中國加息太早，則大量套利資本會滾滾流入，推高股市和樓市，帶來資本市場的價格泡沫。但是，如果我們退出過晚，國內的流動性沒有及時收回，國內市場上的過剩資本同樣會流入資本市場，國外資本也會聞風而動，流入中國。而且，我們不能想當然地假定西方國家一定能成功地撤退。要警惕西方國家在退出經濟刺激政策時出現失敗或失控。從過去20多年的經驗來看，大部分新興市場爆發金融危機，都發生在美國的貨幣政策、彙率政策出現急劇調整的時候。對此，我們要做好充分的預案。
我們能夠做的，首先是建立阻擋外部衝擊的防火牆。一是可考慮加強資本管製，防止投機資本大進大出。當前還不是暢談資本賬戶自由化的時候，而是要未雨綢繆，把籬笆牆上能補的漏洞都補好。加強資本管製，不僅是要加強對資本流入的管製，還要加強對資本流出的管製。這是因為，從國際經驗來看，在放鬆資本流出的初期，往往會有更多的資本流入，因為投資資本考慮到撤退的合法通道已經打開，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地流入！二是可考慮增加彙率的靈活性，以換取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在國際資本無孔不入的情況下，一國往往會麵臨彙率穩定和貨幣政策自主性之間的兩難選擇。像香港這樣的小型開放經濟體，可以通過聯係彙率製度將港幣盯住美元，但其貨幣政策會不斷受到外部衝擊的影響。如果中國認為國內的經濟穩定要比彙率穩定更加重要，就應該放棄彙率穩定的目標，讓彙率波動起來，變成一道緩衝外部衝擊的防波堤。
我們不應坐等發達國家退出之後才開始考慮中國的退出策略。中國的國情和發達國家並不一樣，我們的退出策略也應和歐美國家不同。中國的經濟刺激政策也包括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個方麵，但我們的財政政策最需要擔心的問題不是財政赤字，而是財政投資的低效。如果世界經濟處於較長時期的低迷，中國要作好準備，繼續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但財政支出的投向應適度調整。要退出的是盲目新建、擴建鐵路、公路、港口等基礎設施，退出的資金應投向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因此，我國財政政策退出的基本策略是結構上的調整。寬鬆的貨幣政策麵臨的主要挑戰是資產價格泡沫和通貨膨脹預期。在通貨膨脹壓力並沒有正式顯現之前，我們的貨幣政策退出，應贏在提前出牌，精準點控。比如應采取措施遏製樓市的過快上漲，防範信貸擴張中出現的不良貸款，適度降低信貸增長的速度等。
全球經濟調整的西方修辭術
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各國之間的經濟政策協調日益頻繁。從8國集團峰會，到20國集團峰會，各種宏論不絕於耳。大致說來，西方國家應對金融危機的一攬子政策首先是救市，即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候，在火線上搶救出了問題的金融機構；到了2008年年底2009年年初，西方國家的政策重點轉入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目的是保增長，緩解經濟衰退帶來的痛苦；如今，在繼續采取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同時，西方國家開始熱衷談論全球經濟調整。一方麵，西方國家認為全球國際收支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源，因此，治本之策是糾正這種失衡，美國要減少消費，增加儲蓄，東亞國家要增加消費，減少儲蓄。另一方麵，氣候變化已經成為不可回避的全球問題，各國要聯合起來，應對氣候變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也要積極加入西方倡導的減排計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