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期，即使在最發達的國家，人口的預期壽命也不過45歲，但是到如今，發達國家的人口預期壽命已經超過80歲。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但是，困擾西方社會的一大難題是人口老齡化。隨著婦女文盲率的降低、避孕藥具的合法化，再加上持續的經濟增長，很多西方國家出現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20世紀中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嬰兒的出生率曾經有過一次井噴式的增長，這就是所謂的“嬰兒潮”，但結果是，那一代人的數量既比其父輩多，也比其子女多。等到生育高峰一代退休的時候，西方國家的老齡人口將會急劇增長。從現在到2035年，大多數歐洲國家65歲以上人口與18～65歲人口的比例將會增加兩倍甚至更高。
如果年輕人的人口總是多於老年人，如果經濟能夠一直保持增長，那麼社會保障體係就能順利地運轉下去。但是，如果老年人的人口超過了年輕人，而且一旦退休的人多，幹活的人少，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放緩，這時候，社會保障體係就變成了一顆滴答作響的定時炸彈。更為棘手的是，進入老齡化社會之後，一國的改革動力也會消失。一個年輕人居多的國家，能夠有勇氣和魄力作出暫時的犧牲，完成艱難的改革，但一個老年人居多的國家，就很難再作出調整。日本就是這樣的例子，在過去20年裏，日本走馬燈似的換政治領導人，但沒有一屆政府能夠拿出像樣的改革方案。而應對老齡化社會的政府政策，一是征收更高的稅收或增加更多的社會保障支出，但這將帶來更高的財政赤字；二是減少退休福利，但這在政治上是很難實行的。唯一的希望可能是出現了突破性的生物工程和醫療技術的創新，人們的預期壽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這將釋放出巨大的潛在勞動力，困擾西方國家的老齡化問題很可能會得到緩解。
不過，即使找到了長壽藥，各國仍然會麵臨人口變化帶來的社會衝擊。人種之間、民族之間的出生率差異極大，出生率較低的發達國家包括日本、德國和意大利等國，發展中國家的出生率則顯著高於發達國家。伊斯蘭國家的人口出生率大大超過基督教國家。這種人口的漲落在很大程度上會導致國家的沉浮。
如果發達國家變成了老齡化社會，誰來為這些老年人打工，誰來服兵役？進入老齡化的發達國家必須補充更多的移民。美國吸引了大量的墨西哥移民，而歐洲則吸引了大量的非洲和阿拉伯移民。據估計，到2020年，西班牙裔美國人將占美國總人數的20%。有個笑話說，一個外國遊客在靠近墨西哥邊境的美國小城買東西，跟小店的老板講英語，小店的老板馬上很不高興地說：“講西班牙語！這裏是美國！”在英國最流行的男孩名字中，穆罕默德這個名字排名第五。鹿特丹人口的40%信仰伊斯蘭教。到2015年，俄羅斯軍隊中一半以上的士兵會信仰伊斯蘭教！
到時候，車臣戰爭會怎麼打呢？
即使歐洲不被“伊斯蘭化”，也會被“非洲化”。移民的湧入從經濟上給西方國家增加了新鮮的血液，但是在政治上卻埋下了內部衝突的地雷。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資本可以周遊世界，但勞動力卻隻能困守家中。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會從全球分工中遭受損失，因為很多工作，尤其是非熟練勞動力的工作會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但是這些工人同時又是消費者，他們能夠購買到越來越廉價、越來越多樣的商品。這種收入分配的變化對政治的影響將是複雜的。當一國國內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最容易成為出氣筒的就是外國的勞工和外來的移民。結果，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粹主義很容易抬頭。種族之間的隔閡是很難用政策消融的，即使在美國這樣號稱是“大熔爐”的國家，即使共同生活了200多年的時間，白人和黑人之間的猜忌乃至敵意都難以化解。美國金融危機引起全球化的退潮，人口老齡化使發達國家在移民政策上舉棋不定，國際政治中的文明衝突滲透到國內政治的分歧分化，這會從基礎上動搖發達國家賴以立國的社會契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