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華為最強的一個技術是光纖技術，它是世界上最早用光纖的企業之一。由於起初跨國公司已經占據了中國的城市市場，華為在開發出程控交換機之後隻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農村地形複雜，傳統的技術難以覆蓋廣大的地域，所以華為隻得采用當時並未成熟的光傳輸技術，形成了一套非常適合中國農村的解決方案。同樣，華為在2G時代沒有市場份額，因此一開始就賭上了最先進的軟交換技術，但是西門子、愛立信這些公司在考慮從2G升級到3G的時候，首先考慮的都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自己已經有的產品，鎖定自己已經有的客戶，這反而使得它們更加畏首畏尾。華為在全球第一個實現了軟交換的3G項目，並打入中東、歐洲等市場。
中國企業的這種“窮人的創新”是否有其局限性呢？如果一個行業難以被拆分成模塊化，而是必須依靠一個完整的係統，中國企業的模仿和創新就難以奏效。以化妝品市場為例，決定競爭力高下的不僅僅是成本，也不在於技術，而是一個複雜和嚴密的體係，從原料的采購，到產品的開發設計，到精心設計的促銷和品牌推廣，一環扣一環。中國的企業盡管可以在個別環節突破，比如對某個概念進行炒作，或是大麵積推廣營銷渠道，但是最後總是輸在整體係統的競爭力方麵，這就是為什麼寶潔、聯合利華、歐萊雅等跨國品牌在中國的地位一直巋然不動的原因。中國的金融機構難以發展起來，同樣也是受到這個問題的困擾。銀行的競爭力不僅僅體現在硬件或產品，更體現在公司治理、信用體係、公司文化等多個方麵，很多成功的秘訣是“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隱藏知識”。在這些行業，中國企業的劣勢就比較明顯。
然而，這些瓶頸正在逐漸被打破。很多行業變得越來越開放，也逐漸出現了更多專業化的設計公司和研發公司，這使得新的公司和小的公司更容易獲得外部支持，跨國公司對技術的壟斷逐漸被打破，新的進入者就更容易在統一的競爭平台上和傳統的跨國公司進行合作和競爭。
異軍突起的中國企業開始從容地向海外市場擴張。它們是不按牌理出牌的選手，它們的出現改變了全球經濟的競賽規則。那些習慣於領跑、習慣於沒有競爭對手的跨國公司，突然發現中國企業的身影就在它們的後麵，這些後來居上的對手咄咄逼人，而且充滿了趕超的激情。正如美國經濟學家傑弗裏·薩克斯（Jeffrey D.Sachs）說的：“我終於理解了9%的經濟增長率意味著什麼——一個從不停止運轉的經濟，工作晝夜不停地輪班倒以彌補失去的時間。對中國而言，需要彌補的時間是550年。”
鞋子可能是高科技，但電腦絕對不是高科技
已故的商務部原部長呂福源同誌曾經到廣東視察。一位企業家在向部長彙報的時候說，他原來是做鞋子的，現在開始生產電子產品。部長非常高興地說：“你很了不起嘛，從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了技術密集型產業。”企業家嘿嘿一笑，說：“部長，我原來做的是鞋子的模具，倒是還可以算得上有點科技含量，現在做電子產品，找一些打工妹組裝，是做地道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
這個故事反映出中國對外貿易正在發生的靜悄悄的變化。過去的貿易是典型的產業間貿易。中國生產鞋子，美國生產飛機。生產鞋子的國家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所以就集中生產和出口鞋子這種勞動力密集型的產品；生產飛機的國家有高科技，所以就集中生產和出口飛機這種科技密集型的產品。按照比較優勢理論，這兩個參加國際貿易的國家都能夠獲得利益。不過，這樣的國際分工很容易會讓生產鞋子的國家感覺鬱悶。正如薄熙來同誌做商務部部長的時候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中國出口一億雙鞋子才能換回一架飛機。
值得慶幸的是，國際貿易的格局正在變化。現在的國際貿易更多的是產業內貿易。任何一個行業，鞋子也好，飛機也好，都可能會被拆分為許多不同的生產環節，這些生產環節又可能被分配到不同的國家。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空中客車A320已經在天津投資建了一條總裝線。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這在托馬斯·弗裏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一書中有很好的詮釋。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產生了很多工作流軟件，這樣就使得生產環節可以被拆分出來，分配給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人們去做，最後又可以非常方便地將之組裝起來。一個大家已經熟知的例子是筆記本電腦的生產。芯片可能在美國生產，主板可能在中國台灣生產，鍵盤可能在越南生產，顯示器或許是在馬來西亞，但是最後會在蘇州或是福建組裝。一件產品在進入市場之前，就已經周遊了世界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