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迫使中國開放了五口通商，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東南沿海地區。1858-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又迫使中國開放了一批包括天津在內的對外通商口岸。這樣，資本主義勢力就從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伸展到中國內陸地區，從南方擴大到北方，中國南北大門和內地市場被徹底打開了。
天津辟為對外通商口岸後，上海的外國商人紛紛來天津從事商務貿易活動，揭開了近代天津對外貿易曆史。近代天津對外貿易興起後發展比較快：1861年天津進出口貿易淨值（包括洋、土貨進口淨值及土貨出口淨值）為5475644津行化兩，到1866年升為19271419津行化兩，幾年間增長2.5倍。不過當時天津進出口貿易主要是進口貿易，1861年為5014071津行化兩，1866年升到16583457津行化兩，增長2倍多，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絕對多數。出口貿易很少，1861年出口貨值為461573津行化兩，1866年升到2637962津行化兩，增長4.8倍。可見增長速度出口比進口要快得多，但貨值卻少得多，二者之比是6：1，說明當時天津外貿是西方列強傾銷商品的途徑。1866年後天津外貿出現回落，增長速度受挫，1867年天津進出口貿易淨值14720094津行化兩，隻及1866年76.38%；1873年17203553津行化兩，是1866年的99.89%，八年間僅接近並未超過1866年水平。
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一，當時天津口岸腹地經濟尚未開發，完全處在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狀態中，商品經濟也剛萌芽，既不能為外來商品提供理想銷售市場，更不能為天津口岸出口提供更多貨源；二，天津外貿剛起步，貿易環境和條件都很差，進出口貿易多在上海進行，直接對外貿易很少；三，當時天津口岸內外交通運輸很不發達，雖有河海十分方便的水運交通，但很少有直航天津的行海輪船，運往歐洲國家貨物要中轉多次，當時蒙古羊毛運到英國比在天津價格高出66%。天津口岸與腹地間交通運輸除海河水係可航行木船外，並無陸上現代化交通運輸，不僅難以滿足進出口貨物運輸需要，而且運費成本很高，挫傷了貿易商家積極性；四，1866年後中國北方發生的多次災荒，物產歉收、市場淒涼、社會動蕩。諸多原因使天津外貿在1866年後開始回落了。
但是，天津畢竟是中國北方最佳的對外貿易通商口岸：有物產豐富的三北（華北、西北、東北）腹地，有內連腹地外通海洋的河海交通網絡，是中國北方物資貿易交彙中心；是中國首都北京的屏障，具有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重要意義；隨著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和世界貿易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天津最終又為西方殖民主義者重新加以重視，西方商人也意識到在天津組織直接貿易要比購買銀行彙票兌回本國獲利更豐。這樣撤回上海的外國商人1875年後又紛紛返回天津，重建或擴建在天津的貿易機構，外商洋行、銀行、公司、企業和航業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洋行由1867年17家發展到1890年47家，銀行在1900年發展到5家。洋行和銀行的建立與發展大大推動著天津外貿發展：1875年天津進出口貿易淨值為17058711海關兩，到1885年升到26242763海關兩，1895年再升到50175806海關兩，1899年竟達到77604562海關兩。1899年與1875年相比增長3.54倍，成為天津開埠以來外貿發展在興起時期的最好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