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起，被迫同外國侵略者簽訂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致使外國人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中國命運。與外貿緊密相關的如海關、關稅及征稅、港口引水與航政、貨幣彙兌、航業、商檢和保險等均為外國人執掌或控製。外國人在華享有各種特權，把持外貿經營權，控製進出口貿易各主要環節，使近代中國及天津外貿一開始就具有濃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質色彩。這種貿易性質的色彩突出表現是：外貿發展變化同外國侵略者的侵華掠奪緊密相關，進出口商品均以外國人的利益為轉移，外貿一開始就處於入超狀態並呈上升勢頭，工業品和農產品之間交換是不等價的。
這一時期天津外貿發展雖有猛升突降現象，但基本上是處在微升略降緩慢漸進的發展狀態中。這種狀態的出現，雖有國內外多方麵因素，但外國侵略者對華侵略掠奪則是最重要原因。開埠初期的1861~1866年貿易貨值，年均以81.04%增長速度發展，主要原因是外國侵略者在剛剛打開地處中國北方最佳位置的天津口岸後拚命向天津輸入大量鴉片和棉紡織品。1867年天津外貿出現猛跌後，直到1879年才略過1866年發展水平，原因之一是外國侵略者鑒於當時種種因素的限製，認為在天津從事貿易活動不如集中在上海進行更為有利，就將在津剛設立的貿易機構和派遣的人員大多撤回上海。1870年天津外貿突降的最根本原因是當年天津發生了教案，中外關係一度緊張。1880年後天津外貿開始較快發展，主要原因是資本主義融資的新式銀行在津出現，貿易所需資金便於解決。1888年鐵路交通在北方出現，使天津口岸同腹地交通有了較大改觀。但鐵路修築卻是清政府向外國侵略者出賣路權的結果。可見促進外貿發展的重要因素亦同外國侵略者侵華相關。1894年後天津外貿飛速增長，是中日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國家加緊了侵華步伐，掀起了瓜分中國浪潮，在華北、平、津地區進行經濟滲透和掠奪進一步加深的結果。
這一時期天津進口大宗商品主要是鴉片，其次是紡織品。最初鴉片進口年為3000-4000擔，有的年（1874年）高達5331擔，更高的年是1866年為9162.85擔，比重約在1/3，如1863年占了當年進口貨值的36.42%。鴉片之所以成為當時外國侵略者（即英國殖民主義者）對華傾銷的大宗商品：一是當時除了紡織品傾銷中國尚可獲利外沒有再比鴉片輸入中國更能獲利的商品了；二是鴉片輸入中國可毒害中華民族的身心健康，使之永遠受其奴役。從19世紀70年代起，鴉片輸入天津才未呈上升之勢，20世紀初（1910年）鴉片輸入天津才基本停止，海關冊上才沒有鴉片進口統計。鴉片進口減少直至消失：一是中國能夠生產鴉片；二是政府禁民吸煙；三是鴉片貿易有損英國形象。鴉片輸入減少，紡織品進口猛增，鴉片進口的大宗商品地位漸為紡織品所取代。1863年紡織品進口隻占當年天津進口貨值16.24%，1871年取代鴉片進口成為第一大宗進口商品地位後，1873年占進口總值的65.1%，1892年達70%左右。
進口商品還有糖、鐵路器材和軍火，也是這一時期一度占有重要比重的進口商品。1898年上述三種商品進口所占比重分別達到19.36%、25.64%、5.02%。鐵路器材進口是外國侵略者出於對中國北方經濟侵略掠奪需要，軍火進口是為控製中國政局。
出口商品同進口商品一樣亦以外國侵略者需要進行。下列商品是這一時期天津出口的大宗商品：豆類、豬鬃、皮張、獸毛、杏仁、棗類、鹿茸、藥材等，皆為外國侵略者急需產品。
綜觀這一時期天津進出口商品：鴉片進口既不利中國經濟發展，還使大量中國白銀外流，其危害程度大大超出經濟範疇，危及中華民族生存；機製紡織的品輸入扼殺了中國民族工業興起和發展；軍火進口加劇了中國軍閥混戰，給中國民眾帶來了深重災難。這些無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商品進口，還需中國輸出大量農、副、土、特產品以抵消貨款。可見，這一時期天津進出口商品無一不以外國侵略者的利益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