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問題提出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產業集群成為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式。這種以“嵌入性”、“地理集聚”、“彈性專精”、“集體學習”為特征的集群，無論在美國矽穀、意大利東北部和中部地區（第三意大利）、德國巴登-符騰堡，都表現出極強的競爭力和旺盛的生命力。正如Porter（1990）所指出的，集群這種生產組織形式正在支配著當今世界的經濟版圖，它使得全球經濟中持久性的競爭優勢根植於本地化關係中。
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在我國沿海發達地區湧現出大量的產業集群，如浙江溫州的低壓電器產業集群、紹興的紡織產業集群、海寧的皮革服裝產業集群、湖州的木業產業集群及廣東佛山的陶瓷產業集群、東莞的計算機零部件產業集群等。這些集群的產量和銷售額占有國內或國際市場的很大比重，在行業中形成了較強的影響力，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發動機。以浙江省為例，全省共有年產值億元以上的集群601個，總產值15826億元，占全省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約為64%，企業總數30.84萬家，其中年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上的規模企業19065家，從業人員800多萬人。浙江產業集群的主要產品中，有紡織、服裝、電氣、通用設備、交通設備、金屬製品、電子、皮革、工藝品等78個行業在全國市場占有率超過30%。可以說，集群經濟在浙江工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產業集群作為一個整體在推動區域甚至國家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一批長期保持高速增長的優勢企業也逐漸浮出水麵。同樣以浙江省為例，經過20多年的發展，許多集群企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如溫州低壓電器產業集群中的正泰集團和德力西集團，紹興大唐襪業集群中的浙江襪業集團，寧波北侖模具集群中的車燈模具，台州縫紉機集群中的傑克集團、飛躍集團等。它們不僅成為集群中的龍頭企業，還在國內甚至國際市場中有著較大的影響力。但與此同時，相同集群中也有不少企業無法適應環境和產業的變化，被市場競爭所淘汰。事實上，集群內部企業之間在績效或競爭優勢方麵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集群中同時存在著高績效的優勢企業和一般績效甚至是低績效的企業。在我國經濟進一步融入全球市場和當前產業結構調整的背景下，集群企業的發展進入了關鍵時期，集群企業的競爭優勢麵臨著嚴峻的挑戰。如何在新的環境中快速發展壯大形成持續的競爭優勢成為許多集群企業麵臨的共同問題。
對產業集群現象的理論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馬歇爾對產業區的論述，他對當時英國斯塔福德郡的陶器生產、貝德弗德郡的草帽生產、白金漢郡的椅子生產以及謝菲爾德的刀具生產中表現出來的某一產業大量相關小型企業在區域中的集中作了分析。馬歇爾認為這些區域中企業的成功，除了自然條件和宮廷的獎掖外，獲取外部規模經濟是根本原因。具體來說，這些外部規模經濟因素包括：專業勞動力的需求與供給、專業化配套產業的存在、需求與供給的集中和技術知識的本地外溢。然而馬歇爾的這一思想由於缺少嚴格的數理表示方法，長期被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所忽視。直到20世紀70到80年代，在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下，美國矽穀、意大利東北部地區、德國巴登-符騰堡地區經濟的巨大成功，引起了學者們對產業集群現象的關注，並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Enright，1998；Krugman，1991；Piore & Sabel，1984；Porter，1990；Saxenian，1994；Storper，1995）。
對集群的早期研究主要關注集群由高度的本地互動帶來的成本和效率優勢。如Piore和Sabel（1984）的新產業區理論、Porter（1990）的集群競爭優勢理論。隨著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關鍵戰略資源（Grant，1996；Kogut & Zander，1996；Leonard & Sensiper，1998；Spender，1996），人們逐漸認識到集群不僅為其中的企業帶來分工和專業化的靈活性與成本優勢，同時也促進了知識的傳播與創新（Lawson & Lorenz，1999；Martin & Sunley，2003；Maskell，2001；Maskell & Malmberg，1999；Porter，1990，1998）。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將關注的焦點從如彈性專精、外部經濟這樣的物質要素、生產優勢（Krugman，1991；Piore & Sabel，1984；馬歇爾，1964），轉移到將集群視為一個由大量本地企業構成的動態知識共同體或知識傳播網絡（Boschma，2005；Boschma & Wal，2006；Pinch、Henry、Jenkins，etal.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