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清這些，則需要翻翻聯合國氣候談判的曆史賬，為什麼有些前期確定的原則引來這麼大的爭議，美國為什麼會一直與氣候談判較真，發展中國家在裏麵又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極端惡劣的天氣逐漸增多，如暴雨、洪澇、沙塵暴、森林火災等，而還伴隨著荒漠化加劇、生物多樣性減少、湖泊水位下降、海平麵上升、冰川消融，水資源供需矛盾等，這是人類必須共同麵對的挑戰。
某一個地方汙染了，可能災害局限在某個地方，但地球是不停地運轉的，海洋和天空是大家共同的戶外活動場地，不可能說我就整天待在自己家裏，足不出戶。現在的氣候談判就是大家坐焉，看這個戶外活動場地的治理。
單靠一個國家在那裏大聲呼籲，顯然是不行的，必須村裏所有人都出一分力。
地球是一個公共產品，這就導致一個問題，誰來主要負責，義務怎麼分擔。在一個花園小區中，有一些健身器材什麼的，大家都可以來使用，先到先得，壞了有物業管理的人來修理，反正這也是從物業管理費中扣取的。
但放大到整個國際社會，就不可能這麼和諧了，首先是沒有像物業管理這樣的角色。
這就涉及到責任分擔的問題，這也開始了漫長的吵架過程，都想盡量少承擔責任，多享受權利，人為了利益必須斤斤計較，國家顯然也一樣。
人們一談到聯合國氣候談判就會提到1992年5月9日在紐約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其實這也不是一下從地裏冒出來的，前麵還有較長的一段鋪墊。
在共同來治理地球時，就需要一個公共的機構，來對地球的環境問題進行評估和分析，有數據才有說服力，也才可能對症下藥。中國有句古話叫因病施治，本來隻是一個小感冒，卻當成重症病人來治，開非常多的藥方，花了錢不說，對人的身體也是有害的。
因此，先易後難，先搞個研究機構，定時發一些數據，人們隻有在數據的指導下才可能采取科學的行動。所有在全球氣候談判前先有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就是本書開頭提到“氣候門”的主角。
IPCC是在1988年由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和聯合國環境署共同發起，對與氣候變化有關的各種問題展開定期的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評估，提供科學和技術谘詢意見。
這個機構的作用毋庸置疑是最為重要的，其實前麵也說到過，英國在這個機構中最有話語權，或者說是壟斷。
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不僅是科學問題和環境問題，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國際談判更是政治和外交問題，鬥爭的實質是爭奪未來在能源發展和經濟競爭中的優勢地位。
國際上開會，一般都是無休止地爭吵，本著成員國平等的規定，全世界將近200多個主權主國，都會挨個發言，完整地走一圈，估計也要好幾天，更何總有卡紮菲這樣的主，在2009年的聯大一般性辯論上，這夥計興奮起來講了94分鍾。
這些會議一般都不會有什麼結果，最後怎麼樣呢，都是一些沒有任何約束力的諸多宣言、公報或其他文件，隔靴搔癢。